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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7月《小康》
  栏目:特别报道
决策者与民意调查

★文 /《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中国正在迎来“民意时代”,虽然目前还存有被动与主动的差别,主观与客观的同在,以及真实与假象的纠结,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意对于公共决策的影响正在凸显。而民意调查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想把真话说出来,但是又不必冒险吗?那就来参与民意调查吧!
  “中和民意以安四乡。”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人总结出的民意与执政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仍然散发着愈加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正迎来一个“民意时代”。一方面,老百姓在公共事件中越来越渴望表达;另一方面,决策者也越来越希望走出“精英决策”困局,将话语权下移,俯下身子倾听民众意愿。
  如果说握手是一种礼仪,那么当决策者与民众都不约而同伸出右手的时候,政府和民意能否如愿完成一次次和谐握手呢?民调,无疑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民意不可违”到 “公开征集民意”
  6月15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外公布,自4月25日16时至5月31日24时期间,社会公众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共征集到82707位网民发表的23.77万条意见、181封群众来信、11位专家和16位社会公众的意见。征集民意数量之高,已创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民意,已越来越受到决策者的重视。
  今年3月,听说数百株有七八十年树龄的法国梧桐要为地铁三号线让道,南京市民的心被刺痛了,随后,一些公众人物在微博上发起“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行动,网友们迅速接力。一家网站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90%的网友不赞成梧桐树为地铁让路。迅速聚集的民意引起了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广泛听取民意,优化地铁建设方案,竭力保护沿线法国梧桐。有民众欣喜地说,这是一次民意与政府决策的“和谐握手”。
  “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是应该征求民意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认为,公共政策往往涉及到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如果解决不了长远利益与现实问题的矛盾,不仅有可能引发冲突,还会导致在政策实施效果上大打折扣。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重大决策上越来越注重倾听民众的声音,在民意进化的编年史上,记录着无数个官民互动的样本:2007年的春天,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废墟之上的“孤岛”之家,让网民开始尝试在网络上聚集民意,推进公共事件,而政府也表现出了开明和理性的态度;2010年,在10月29日至11月30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车船税法草案一审稿公开征集到10万条意见和建议,其中有相当数量要求“降低税额”,3个月之后,吸纳了各方意见的二审稿一经亮相,就“点亮”了公众的眼睛——私家车比例高达87%的20升及以下排气量车辆的税率真的下调了。
  民意,对政府的重要性也在日渐提升,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主任梁乃文对《小康》记者说:“当今时代的政府决策越来越需要民意调查,因为只有通过调查才能了解大众的意愿,政府的各项决策才有据可依,否则只会陷入‘精英决策’的困境。”
  其实,中国是较早进行现代民意调查的国家之一,早在1922年,一位留美归国的心理学家在北京完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项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目的在于“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测验内容包括八个方面,收到答卷近千份。
  遗憾的是,心理学家张耀翔的名字鲜为后人所知,他所做的那次民意调查也没有带来整个行业的勃兴。直到1988年,中国大陆最早的民间民调机构之一——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民调才逐渐兴起。而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看来,在2002年第一次做“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之前,都只能看作是中国民意调查的“苏醒阶段”。
  近10年来,在社会环境日益开放、公民社会逐渐发育的过程中,民众渐渐养成了表达意见、提炼观点、建言献策的习惯,在各级政府的理念与行为模式中,被动的“民意不可违”正积极转变为主动的“公开征集民意”。
  2003年起,国家统计局在多次会议上提议各地成立民意调查中心,此后,各类民调机构大量兴起,各种民调结果每天都在发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直面民意关切,经过密集调研和反复修改,对会前媒体等调查中所涉及的发展方式、稳定物价、楼市调控、收入分配等十大“民意热词”作出了一一回应。此外,温总理还强调,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民调才是“最大的监督”
  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办成了群众不满意的事,原因何在?2004年5月,闹得沸沸扬扬的嘉禾强制拆迁事件引起了湖南各级官员的反思,最后大家得出的统一结论是:政府的公共决策不能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要更多地关注民意。于是,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去收集民意,成了大家的共识。
  那年的12月16日,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成立了,前来给中心揭牌的不是政府官员,而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柯惠新。还有两个细节让大家感到新鲜,一是该中心虽然姓“官”且身处省政府大院,却面向社会开放;二是该中心从不介入商业调查。
  对于民调中心的工作,梁乃文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我们的民调机构,要倾听民众对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评价,辅助公共决策,进行社会预警,实施舆论沟通,缓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
  早在2002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就开始坚持每年对各市州和县市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估,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成立后,这项考评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变化,省委、省政府委托民调中心运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方式,通过随机抽样,直接与老百姓对话,让公众对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个人安全感、政法队伍及其他党政干部整体形象做出客观评价。
  据梁乃文介绍,这项工作由民调中心独立完成,民调权重在全省综治考核中,由过去的15%增加至30%,民调次数由每年一次改为每年两次,“民调最后一名直接给予黄牌警告,对主要领导人进行诫勉谈话;如果连续两次拿黄牌,对当地政府的党政一把手及分管政法工作的主要领导共5人一票否决;如果连续三次得黄牌,则5位领导就地免职。”
  《小康》记者采访梁乃文的当天,她刚刚对一位区委书记进行了一次深层访谈,那位书记说过的一段话让梁乃文很感慨,他说,这几年从中央到湖南的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民意,用民众评价来衡量一个干部的政绩,有时候比简单的内部民主测评要更加真实、客观,也更能反映干部的工作到底让谁满意,让谁受益。这位书记还认为,民意调查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手段,而民意调查工作者就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推动者。
  去年,梁乃文带领8个人的小团队,拨打了至少300万个电话,完成了20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让她很骄傲的是,湖南的民意调查现已覆盖到公检法司、工商、消防、银行等各个领域,“让你的服务对象来对你这个部门的工作做出评价,这是很需要胆识的。”梁乃文说。
  究竟该如何看待民意调查?梁乃文用那位书记的话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原来有很多监督,党纪监督、法律监督、媒体监督……但这些监督都是有限的,只有通过民意调查进行监督,才是最大的监督,因为民众无处不在。民意调查实际上是在进行民意监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对整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监督。”
  
  怎样才能让民众的意见倾泻而出?
  “只有当民意成为一种集中的反应,调查才变得更有价值。”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研究总监、资深合伙人范文说。
  而无论是在官办的政府型民调机构、民间独立调查机构中,还是在高校科研机构型、外资型和媒体型民调机构中,拒访,都是需要调查机构与访员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拒访率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会占相当大的比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研究事业部经理付艳华说,“在民调的过程中,访问技巧很重要,而且我们更倾向于通过研究,设计出更好的、能够让受访者更配合的调查问卷,或者争取用更少的题目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拒访率的高低,也曾经给湖南省统计局民调中心的工作人员上了生动的一课。2004年12月,央行加息,刚刚揭牌的民调中心信心满满地就“加息对城乡居民的影响”问题进行调查,但民众的拒访率却达到了16.67%。这个数据虽然在各类民调机构日常访问的拒访率中并不算高,但却比不久后进行的岳麓山门票涨价的民意调查拒访率高出了近15个百分点,这次民调的拒访率仅有2.6%,结果显示,六成以上的受访者反对涨价。
  据此,梁乃文总结出了一句经验:“只有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调查,民众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会接受调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民意诉求只有起作用,切实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民众的意见才会倾泄而出。”
  您对于民调有何看法?《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新浪网联合推出第3期“民情观察室”调查,在“您是否接受过民意调查?”这个问题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是”。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尤其是广东沿海地区的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呈现了一次爆炸式发展,当时,官办民调机构尚未大规模建立,但当时就已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的柯惠新却决心要让中国的民调企业从一开始就踏上接轨国际的高起点。作为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业分会的第一、二届会长,她促成协会的常务理事会达成共识,要求会员采用国际市场调查协会的准则来进行操作,“比如,要在小组座谈会中进行录音录像,必须告知参加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又比如,在对少年儿童进行访问时,我们坚持任何调查必须取得其监护人认可方能执行等等。”
  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广播电视宣传效果调查开始,柯惠新及其团队的身影几乎出现在了中国的每一个重大媒体事件中,例如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等等。柯惠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5年前后,她和自己的团队对几个大城市的民众展开对于香港和香港人印象的调查,结果,在北京,很多学生访员有了被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大爷大妈反复盘查的经历;在上海,一位访员甚至被拉到了当地的派出所里。
  无论是柯惠新、梁乃文,还是范文、付艳华,她们都会觉得,如果民众对于问卷调查感到陌生、阻滞,访问就几乎难以进行;而如果民众对于问卷调查熟悉、接受,访问就会变得轻松许多。
  
  让数据无限逼近真实
  民调可信吗?“不太可信吧!”利用课余时间做民调访问员的大学生张彬说,“在完成一次次街头拦访和入户面访后,我越来越发现,很多人说的并不是真心话,但我不知道他们有何顾虑。”
  “我非常不信任民调结果,很多都与我的实际感受不相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调查’、‘被征集’、‘被操纵’的。”站在一旁的张彬的父亲插话说。
  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您对于民调有何看法?”的民情观察中,29.6%的受访者表示,对于社会上发布的各种民调结果“不太信任”,28.1%的人表示“很不信任”,选择“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不到8%。
  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民调结果与民众感受大相径庭,民意失真现象时有发生——这一横亘在民调工作者面前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很多政府的民调机构是不中立的,而且有些严重不中立,这样的机构完全可以取消;老百姓有时候宁肯信任一些媒体民调机构发布的数据,因为媒体,尤其是做维权报道的媒体,信誉一般都比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做的民意调查就更专业。”张鸣分析说。在他看来,最好的民调方式是通过民意代表来征集、调查民意,但这还需要逐步实现,“民调结果肯定会失真,这在任何国家都避免不了。但是绝对不能伪造民意。”
  而袁岳告诉《小康》记者,民意本身也是动态的,它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通常民意是不是失真,要看用什么东西来进行检验,“如果我们三家机构,用相近的方法去做同一个民调,得到的结果应该是相近的。”
  问卷设计和调查方式等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调结果。范文告诉《小康》记者,“零点”设有专门的审卷部和复核部,如果发现废卷,就会把这个访问员做的所有问卷都抽出来,全部按作废处理,并且这个访问员今后也不能承担调查访问工作。另外,在问卷的设计上,有时候因为两种不同的问法,会得到相差至少10%的不同数据结果,这也是要尽量避免的。
  经常参与政府工作满意度评价项目的付艳华举了个例子,假如调查公众对于北京市某部委的工作满意度,如果在问卷中告诉受访者,“我们受北京市政府委托来做这项调查”,可能这个部委的得分会在70分;而如果告诉受访者是受这个部委的委托来做的这项调查,分数就很有可能达到80分甚至90分。
  在入户面访、电话访问、街头拦访、网络调查和邮寄问卷等常见调查方式中,目前专业的官办民调机构和民间独立调查机构用得较多的是电话访问和入户面访,媒体型民调机构则较多采用网络调查的方法。
  梁乃文所在的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所采用的就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系统(CATI),这是一种借助计算机和电话等终端设备进行调查的方式。访员坐在计算机前,面对屏幕上的问卷,向通话另一端的被访者读出问题,并将被访者回答的结果通过鼠标或键盘记录到计算机中去;督导在另一台计算机前借助局域网和电话交换机的辅助对整个访问工作进行现场监控。
  电话访问因成本低、到达率高等特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调机构的喜爱。袁岳坚信,未来三到五年,电话访问将成为绝对主流。而在《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您对于民调有何看法?”的民情观察中,高达71.4%的受访者愿意参与网络调查,排在其后的依次为电话访问、街头拦访、入户面访、邮寄问卷和其他。
  网络调查虽然在受访者看来,比较方便、快捷,而且不被打扰,但在专业民调人士看来,虽然网络调查的访问量很大,但是他们既不知道是谁点击了网页,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利益相关者、有无代表性,更不知道背后是否有妄图操控民意的网络推手。
  “就像之前的北京交通限行政策,在网上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反对,但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却并没有那么负面,反对的人没有那么多。我们分析,觉得一是网络调查基本只能反映网民意见,很多中老年人没有包括进去;二是参加网络调查的人,有很多都是该政策的反对者,越是觉得政策不好,才越是要在网络上反映一下自己的情绪,所以,网络调查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偏态抽样,最后导致网络调查的数据往往和我们通过电话访问和面访调查出来的数据结果相差一倍以上。”范文说。
  尽管在中国迎来的“民意时代”里,目前还存有被动与主动的差别,主观与客观的同在,以及真实与假象的纠结,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意对于公共决策的影响正在凸显。
  作家王小波曾说过,在中国,在他周围,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很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私下里则妙语连珠,他将这样的人定义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在当下的这个民意时代,权利觉醒并渴望表达的,正逐渐成为“大多数”。
  
  
  民情观察室
  
  您愿意参与哪种形式的民意调查?(N=1351)
  1 网络调查    964票   71.4%
  2 电话访问   258票   19.1%
  3 街头拦访   236票   17.5%
  4 入户面访   218票   16.1%
  5 邮寄问卷   185票  13.7%
  6 其他   112票  8.3%
  (该题为多选题)
  关键词:参与
  点评:愿意接受网络调查的受访者往往是“主动型”的民调参与者,而不是“被电话”、“被拦访”、“被入户”或者“被邮寄”者,既然民众如此支持民调,不妨将更多的热情、耐心与人文关怀献给那些勤劳的访员们,用真心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会比面对一台无声的机器更加有效。受访者的一句真实表达,换来的将会是一个个更加无限逼近真实的数据。
  
  您如何看待社会上发布的各种民调结果?(N=1351)
  1 不太信任    400票   29.6%
  2 很不信任     380票   28.1%
  3 一般   252票  18.7%
  4 不好说,要看调查机构   213票  15.8%
  5 比较信任   95票  7.0%
  6 非常信任   11票  0.8%
  关键词:信任
  点评:一方面急于表达,一方面却不信任。这是为什么?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反思,为什么不信任大众的表达,是不是正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说实话。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民意时代”还好像一个新式的大厦,保障抒发民意的制度是它的构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表达则是它的灵魂。
  
  “民情观察室”(第3期)“您对于民调有何看法?”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共有1351位网友参与调查。
  

 
编辑: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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