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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和重庆“先行先试”三年之后交出的答卷让公众看到，“统筹城乡”试验已经触及户籍改革、土地产权等核心问题，城乡之间壁垒森严的坚冰，正在由点到面地逐渐融化  一场波及全国的变革正在中国各地小心翼翼地推进，这一次的主角仍然是农民。 36岁的张玉林还记得，11年前从老家蒲江县农村到成都打工的时候，“农民”这个身份令他颇为心酸，就像隔了几道墙，怎么也无法融入。如今，他的生活完全与这座城市接轨，“在成都买了房子，家里还有三亩多地。” 当年，他非常渴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现在，成都市的户籍已经放开，户口可以随居住地变动而变动，也就是说，只要张玉林愿意，就可以将户口迁到成都市内的实际居住地。而此时，他反倒没有了“转户”的冲动。 “现在城市户口已经不值钱，我在成都开出租车有一份收入，在农村还有地，许多城里人还想转成农村户口呢。” 张玉林得意地说。 张玉林或许没有想过，农村户口的升值，得益于成都多年来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积累，他也因此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试验中具有标本意义的农民之一。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和重庆“先行先试”三年之后交出的答卷让公众看到，“统筹城乡”试验已经触及户籍改革、土地产权等核心问题，城乡之间壁垒森严的坚冰，正在由点到面地逐渐融化。 不过，对于中国更广大的地区来说，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城乡差距依然悬殊。在下一阶段更大范围的改革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需要清楚把握城乡统筹发展中遇到的焦点、难点和有争议的问题，为“十二五”期间城乡统筹理清一些思路，明确一个方向。 城乡壁垒不只户口那张纸 张玉林和许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样，刚进城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是农民？农村和城市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中国“二元”社会的形成确实与户籍制度有关。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严格限制。国家的各项政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分别为两部分居民建立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最终形成城乡之间断裂的两个社会。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对《小康》记者说，社会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根源，在社会进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时候，必须坚决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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