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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臭难掩
拾荒者，还是“垃圾人”？
在王久良拍摄的照片中，有一系列名为《城边》。它记录的，是垃圾场内数以十万计的拾荒者。仅在那座位于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垃圾场上，高峰时就聚集了2000多名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拾荒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主力。
王久良说：“若没有这些拾荒者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 因而，他所拍摄的《城边》系列并没有刻意表现拾荒者的穷苦与哀愁，相反，他所表达的是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在与拾荒者接触时，最触动王久良的，是那些从小生活在垃圾场上的孩子。“他们满身尘土，但眼神永远坚定。”孩子的眼神，让王久良一次次按下快门。“恰恰因为那种恶劣环境，他们反倒生长得更茁壮，更有韧性。”作为成年人，王久良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勇气。
孩子，也是王久良让拾荒者接纳自己的“那扇窗”。在王久良之前，曾有摄影记者试图接近并曝光这些拾荒者。“那些成年人对手持相机的人，有天生的敌意，认为镜头只会让他们陷入更难堪的境地。”王久良说。
为消解敌意，一开始王久良只为孩子拍照。“1，2，3，茄子！”镜头记下孩子纯真的笑。之后，王久良把相片洗出。孩子们举着相片飞奔回家，“爸爸妈妈快看，王叔叔照的。”不久，这个手持相机的人就成了拾荒者口中的“久良”。“久良”为他们拍夫妻合影，拍全家福。“1，2，3，茄子！”之后，他们对着相片说，“拍得真好！”“如此平常的称赞，特别温暖。”那时，王久良就想，所有的摄影艺术，都抵不上你的工作能给别人带来些实实在在的快乐。
正是出自对“久良”的信任，有天，一个母亲拉着王久良说，能不能为自己患有心脏病的6岁儿子，找到“国际红十字组织”。孩子急需手术。可王久良发现，这条路未必可行。“当时，排队等待救助的就有四五千人，何时轮到他？”
王久良再去拍片时，告知了男孩母亲这个不顺利的消息。那天，同行的还有鲍昆。“鲍老师和他们说，会尝试找摄影圈中的朋友帮忙。但他婉转地表达，只能尽力而为。”但一出门，鲍昆便对王久良讲：“一定得帮！”之后，鲍昆在博客上发出号召《大家伸把手》。结果仅三天摄影圈内，捐款近5万元。同时，鲍昆还在联系医院。最后，他找到了武警总医院。院方决定为男孩减免一半费用。“手术很顺利，刚刚做完，孩子指甲盖就变红了，嘴唇也有血色。现在上学了，特别圆满。”谈这些时，王久良始终挂着笑。
尽管小男孩这件事对王久良是一丝安慰，但他知道，对拾荒者来说，他毕竟是一个旁观者，“可以坐着聊天、抽烟，但是隔阂永远存在，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王久良说，拾荒者几乎不会把他让到家里去。“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多么窘困。我也刻意的、主动的，去尊重他们的自我保护。”因此，王久良的照片中没有拾荒者家里的室内场景。“非要拍到所有的一切？非要看他们到底没什么东西、到底喝什么水、吃什么饭菜？我不想满足这种窥探欲。我更反感出入别人的苦难。”
更何况，在王久良看来，“苦难”只是外人对拾荒者们的预设立场。“我问过一个老大爷，有天没有垃圾了，不捡废品了，怎么生活？他说，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不捡废品，咱干别的。”大爷说得稀疏平常，带着乐观。“我们对他们该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理解与宽容。”王久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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