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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方针，向各地下达了十二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二倍或二点二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第十一条是对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的指令：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第十二条提出对投机商人要给以适当教训：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陈云起草这份电报稿后，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看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可见事情的急迫。当时毛泽东尚未入睡，陈云的电报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一举平息涨价风潮
毛泽东、周恩来批转的中财委指示下发后三天，陈云又起草了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发给华东、西北、华南财委的电报：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在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有无与大小（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
商场如战场，陈云指挥贸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各大城市统一行动：11月25日之前各地遵照11月13日和十六日陈云电示紧张地进行准备，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
贸易部里电话铃声不断。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大连几大市场每晚有电话汇报。内容为：市场粮食卖出多少，买进多少，当日价格，资本家的吃进、吐出情况。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每晚坐镇部内忙于听电话汇报，及时作出决定，指出次日开牌粮价多少为宜，需抛卖多少，买入多少。
薛暮桥回忆道：“投机商人认定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几天之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平息在预计水平上，这是极大的成功。”
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稳定物价，归根到底离不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走向统一。如果各个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封锁，要稳定物价是不可能的。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陈云立刻开始安排召开各种专业会议，搜集材料，部署工作，因为只有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财税才能增加。陈云说：“11月5日起开始召开专业会议，这三个月会议使我们头脑开始清楚。”这些专业会议，还初步统一了对税政、盐政、粮政、邮政、农政、水政、林政、金融、贸易等工作的领导，统一财经的条件已逐步成熟。
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陈云主持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初稿，并两次进行修改。会议期间恰逢旧历年关，大年三十，陈云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一部分部长研究工作，临别时陈云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放假几天干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呆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3月3日，政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自4月起，全国财政收支很快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金融物价状况开始好转。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集中精力抓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
薄一波回忆道：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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