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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对于后果如此严重的气候变化，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各自承担何种责任？
莫里斯：试图改变地球气候变化本身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可以停止加剧这种变化的破坏活动，并且减少气候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人团结合作，从而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遏制环境污染达成共识和全球行动协议。就目前正在加速的全球变暖现象而言，发达国家无疑应负主要责任，然而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源头之一，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所以，尽管发达国家对问题的形成负有主要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责任。发达国家不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制定所谓的全球协议，特别是不能没有中国；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积极行动，那么气候灾难也会加速到来，届时，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首当其冲。
举例来说，荷兰大部分领土的海拔都低于海平面，但是这个国家很富有，荷兰人可以建设拦海大坝，以此抵御海水侵袭。不过马尔代夫、图瓦卢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却无法支付这样的建设费用，所以在全球变暖、海水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最先沉入海底的可能是这些国家，而不是荷兰。
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如果希望发展中国家加入抑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防范气候灾难，那么发达国家就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特别援助。
《小康》：您对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有何评价？
莫里斯：我认为1972年是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里程碑。那一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我是会议的总干事，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派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当时向中国官员表达了我对中国环保工作的建议，那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曾经表示，环境保护对中国非常重要，并且专门指派了一位参会官员筹建中国的环保机构。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环保事业有所进步，但是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面对的环境、气候问题也比以往更加严峻。中国有大量人口聚居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方因气候变化、海平面上涨所受的威胁要比内陆地区大得多。令我感到欣慰且深受鼓舞的是，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而且领导层已经将抑制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有些措施及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北京，现在私人汽车每周有一天限行，而且这种减排行为已经成了所有北京人参与的环保运动。也许未来某天，北京的街头将只有公交车，或一些以电为动力的私人汽车。我想，身在北京的每个人都有把北京建设成为低碳城市的雄心，而且北京也必须成为一个低碳城市，这样的结果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同样应该承认，北京空气质量的改善非常缓慢，虽然最近几年已经有很多工厂迁出了北京。我的心脏不太好，而且肺比较敏感，医生告诉我，如果我长期生活在空气质量不高的地方，那么我的健康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尽管我很喜欢北京，但我不得不定期回到加拿大的家中疗养。然而并非所有生活在北京的老人都能像我这样，所以为了人们的健康，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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