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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企业的纷纷进驻，还是中国模式经济开发区的建立，在埃及随处可见中国痕迹
2010年3月，法新社发布这样一条消息：埃及请中国帮助建经济区。其援引埃及投资部长马哈茂德·穆希丁的话说，埃及政府正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泰达”)谈判，在苏伊士运河南端建立类似的开发模式。根据埃及法律，“泰达”被允许在这个15亿美元的苏伊士经济区（Suez Economic Zone）项目中最高可持有49%的股份。
建造一个天津模式的开发区，并非埃及政府的一时之想。早在1997年，因受中国建设深圳特区的启示，埃政府就提出由中国帮助埃及开发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的请求。而倘若追本溯源，中国与埃及的经济合作恐怕要追溯至半个世纪前。
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位兄弟
1955年4月，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借万隆会议之机相识。一次会谈时，纳赛尔告诉周恩来，由于西方大国在国际市场上恶意抛售棉花，埃及的棉花出口正面临严重萎缩。周恩来听后对纳赛尔说，只要每个中国人每年多用一两棉花，那么埃及生产的棉花就会被中国用光。此后不到一年，“需求旺盛”的中国迅速跃升为埃及棉花的第三大进口国。
这件事令纳赛尔深受感动，因而也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建交进程。1956年5月30日，中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埃及共和国由此成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六天以后，与埃及同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的也门通过埃及的《金字塔报》（Al Ahram）表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月后，“阿盟”的另一成员国叙利亚宣布承认新中国。
“那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帮助埃及建设的”，谢里夫·穆斯塔法（Sharif Mostaf）这个曾经在开罗大学研修中文和埃及历史的年轻人指着位于纳赛尔路上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对《小康》记者说，“它用的就是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批准的贷款。” 谢里夫觉得，当初之所以将会议中心建在离无名英雄纪念碑不远的地方，是因为“埃及人认为中国的援建工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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