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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信访条例》届满五年。
第一部信访条例在1995年制订，十年之后的2005年，在信访高峰期国务院重新修订了《信访条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基层信访工作者坦言，《信访条例》中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那些不合时宜的条例正在困扰着信访官员。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迁市信访局长申湘琴已经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言“信访立法”，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信访局长魏旋君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但是得到的回复却不容乐观。一部有着法律效力的《信访条例》为什么在实施不到五年之后，就让执行者们异口同声地呼吁“修法”呢？
关于《信访条例》要否修改，或者信访要否立法的问题，正在成为基层信访部门和专家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之前中央党校与国家信访局举办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就出现了对于信访制度是否应该取消的尖锐争论，而信访制度该往何处走的问题也让与会专家争论不休。信访不信法，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正是因为不信法才衍生出信访制度，而涉法涉诉问题正是信访立法中最难以逾越的难题。
在立法仍存悬疑的时候，各地的信访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北方出现了沈阳模式，南方出现了江苏模式，南北两种不同的模式正在对新的信访体例形成实质影响。沈阳开始设立“群众工作部”，学习沈阳经验的山西也推出了“社会工作部”，这个设立在党委机关下的部门其实人员并无变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信访部门可能很快会成为常态。在信访局长逐渐高配之后，再增加一块牌子，其实质是使信访部门的权力逐渐由虚权变为“实权”。在江苏淮安，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即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所有的问题都在发生的地方解决。他们把信访的每一个步骤都公布在阳光下，给基层接通了一个窗口，让信访者在基层就可以直接视频到任何一个实权部门。
信访体系在基层的这些变化，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举，现在尚不清晰。但是，每一种变化都有可能催生新的事物，这种变化无论会否倒致信访第三次修法，抑或会催生信访体系新的权力制衡，都会促使当下的社会生活发生渐变，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改变将显现出其最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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