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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两千年的时光，作家王蒙和老子、庄子三重唱了，他们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政治经验、情感经验彼此验证与补充着
19岁时，王蒙写出激情洋溢的小说《青春万岁》。
75岁时，他开始体会《老子的帮助》和《庄子的享受》，以老辣文笔来总结他丰富一生的起伏、得失和成败。
中间相隔的半个世纪里，他当了八年共青团干部，二十年右派，十年的中央委员和三年多的文化部长。“部长作家”是他的独特标识。
《王蒙自传》出版时，王蒙袒露创作初衷说这是在细说自己在历史中扮演过的种种角色。他觉得发行方在这本自传的封底上所写的一句话很好：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和一个国家的个人记忆。
法国《解放报》曾经请世界各国的作家回答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老作家巴金和丁玲的回答，都是把写作跟拯救和唤醒民众脱离黑暗的现实作为写作的理由。而王蒙的回答是：因为生命短促而美丽。“当时还有一句没有说的话是：再不写的话，什么都留不下了。”时隔多年后，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他说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变化。
青年人有利齿，但要积攒更多花生豆
多年来未变的，还有王蒙在各个时代，总能最先表现出对文学新生力量的接纳和积极态度。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王朔、王小波，和这个年代里的韩寒、郭敬明。2004年，一个网名叫“忽如远行客”的名不见经传的女孩写了一本《误读红楼》，对作者一无所知的王蒙欣然写了一篇热情甚至惊喜的评论：青春与时尚的《误读红楼》，其间的“误读”“颇有大气，不拘一格，振聋发聩，言前人所未言，堪称启人心智，动人心魄”。
“我承认多样性，有的我不一定特别欣赏，但我承认他的存在。我不会因为个人不喜欢、不习惯就轻易否定别人。”王蒙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来描述两代人的差别：“年轻人满嘴都是牙，但花生豆不多，老年人花生豆多了，但是牙不好。我欣赏青年人的利齿，并希望他们积攒更多的花生豆。”
2009年11月，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在网上招致了一边倒的抨击。实际上，与大众的理解不同的是，王蒙所说的“最好”，是指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在这个语境和背景下，对于一个当了二十年右派、十年的中央委员和三年多的文化部长的作家来说，他的结论自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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