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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房地产风险蕴含着大量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及央企风险。此一风险更多地关涉政府而非居民(因为居民部门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并不算高)，这一特点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不同，因此要引起高度关注。
潜在财政风险
根据国际经验，危机之后财政风险上升是不言而喻的。相关研究显示，危机后三年政府债务会增长86%。目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0%。尽管不同的经济体，其负担债务的能力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不断上升的债务一定是风险累积的过程。
作为对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内外债)占GDP的比重只在20%左右，是非常低的水平。不过，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债务，综合负债水平也颇高。中国目前的综合负债包括内外债、银行坏账、地方债务、养老金缺口等。
银行坏账。中国银监会称，中国银行业2009年底的不良贷款率为1.58%，较2009年初降低了0.8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降至4973亿元人民币，较2009年初减少630亿元人民币。总体上，银行坏账水平是非常低的。但考虑到2009年贷款的迅速发放并且规模巨大，未来三五年可能会出现坏账率的上升。因此，称其为潜在风险是非常确切的。
地方债务。对于地方债务也有多种估算。之前有4万亿的说法，但随着地方融资平台的推出，地方债务又有了迅速的上升。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授信总额已经高达8.8万亿元，贷款余额已超过5.56万亿元，与中央政府国债余额相当。全国有13个省的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超过该省财政总收入，更有甚者高出2倍以上。显然，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在逐步完成4万亿投资中由地方承担的重任。尽管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还不能准确地评估，但由此所累积的地方债务风险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养老金缺口。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为7765亿元，显然远不能够满足社会保障事业的需要，养老金缺口很大。养老金缺口的测算较为复杂，涉及到很多影响因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之巨。另外也有一些机构测算，养老金缺口为3万亿。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央政府内外债占GDP的比重仅为20%左右，就认为财政风险很小，而是要格外关注加总了银行坏账、地方债务以及养老金缺口的综合负债风险。
政策退出导致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果说此次危机是百年一遇，那么各大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规模空前。考虑到雷曼兄弟倒闭后所出现的全球性恐慌，一些超常规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经历了2009年的经济“修复”过程，以及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复苏通道，考虑政策退出以及更多关注政策的常态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目前需要关注的是政策退出可能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风险。从某种程度上，2009年是确定性较多些，因为各经济体一门心思是去对抗危机，匹兹堡峰会尽管开始想讨论政策如何退出，但最终是敲定大家都不退出。但2010年的情况不一样，各经济体都在蠢蠢欲动考虑退出方案。由于各经济体情况不同，其退出步骤和方法也都各有差异，从而产生较多的不确定性并对复苏的轨迹形成一定的冲击。
此外，不同经济体的政策退出也会导致资金流向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利润机会。如果一些国家选择退出，另一些国家还没有，就会导致监管套利，资金就会流向那些还没有退出的国家。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退出比如加息，可能会导致资金的反向流动，即此前流出美国的资金会回流，这样，此前因资本流入导致资产价格高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可能面临资本流出带来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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