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勒顽强地学习说话，但历史却让她再度无言”，洛温说。 “我们只需记住那些我们觉得值得信赖的、鼓舞人心的事情。…… 因为人们担心历史失去了他作为模范的激励价值。”洛温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杜博伊斯的话说。 或许，只要历史的“教化”作用仍位居“求真”价值之上，各种各样的“我们”可能就会始终如此塑造英雄。 “发现”新大陆的并非哥伦布 如果将视线从人物转向文明，那么自“地理大发现”或更早的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欧洲似乎就一直是引领全球历史发展的英雄。“欧洲中心论”者为欧洲塑造英雄形象的方法是，告诉人们人文思想和科学精神是怎样发轫于近代欧洲，而这两件事又是如何为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们说欧洲发现了世界，之后，世界延着欧洲的路径走到了今天。 不过，对于某些史实，“欧洲中心论”者却缺少宣传热情，比如，若是没有阿拉伯人，近代欧洲可能根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何许人也。 事实上，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便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与古希腊文明渐行渐远。至13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前，古希腊的学问在欧洲已几乎了无痕迹。所幸的是，经由当时通行“世界”的文字——阿拉伯语，欧洲人在伊斯兰文明中重新认识了托勒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圣先贤。那些以阿拉伯语留存下来的古希腊经典，这时被重新翻译成欧洲语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来自阿拉伯学者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的译本；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经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纳和伊本·路西德的“唯物化改造”，变得更适合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需要。培根曾经说过，“哲学源自阿拉伯人”，道理便在于此。 于是也许可以认为，文艺复兴对世界有多重要，伊斯兰文明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就有多么重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本是印度人创造的数码系统，由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的《算法》一书传入欧洲，故被欧洲人命名为“阿拉伯数字”，从而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谬称”。不过无论发明权归谁，这套数字进入欧洲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明，科学的产生并非欧洲一家之功。 另一个与“发现权”归属有关的问题便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有人怀疑1492年10月12日，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这个事实，问题在于“发现”一词赋予这个事实的意义。 据《老师的谎言》作者洛温看来，“1492年之前，其他各大洲就有人多次到达美洲。从某种意义上说，哥伦布的远航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对美洲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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