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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仅凭几道土菜、一个鱼塘或一块菜地便能让城里人掏腰包的“农家乐”日渐式微。资本时代，大型休闲农场的兴起，炒热了市场，也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方式。
位于慕田峪长城景区的怀柔区北沟村紧邻长城景区，风景优美，杨大爷看见别的人家开办了“民俗接待户”，也把自己的小院整饬一番，但生意并不好，看着满院子的花果，无人采少人看，杨大爷叹了口气。北沟村全村仅有5家正式营业的民俗接待户；除了村中心有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小餐馆常能吸引一些国外游客，平时几乎没有游客上门。同样的困局在苏浙一带也有体现。“以我们中心的调研结果来看，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小规模的、单纯的‘农家乐’，因为形式单一,风格雷同，市场前景并不乐观，一些大型休闲农场对其进行换代升级，很有可能成为主流。”北京二外中国闲遐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绍说。
“农家乐”Out了？
其实，人们在纷繁喧攘的城市生活久了，对自然与纯朴乡情的回归心态并没有减少，特别是随着汽车逐步走进平常百姓的家庭，自驾车体验和休闲成为了一种时尚式的旅游方式。但是对于“农家乐”走下坡路的原因，主要是各地的农家乐项目的类同性大，参与性不强，服务质量不高，农家乐虽然打是的农字牌，但是也是属于三产服务业，三产服务业这个产品对于管理者的要求非常高，而往往很多地方都是一部分农民在经营，没有经验，没有管理水平，服务档次和品位不高。“这恰恰是一个商机，城市服务业高度发达，应该引导一部分城市的服务业管理公司向农村流动，事实上有眼光的城市酒店管理公司已经在尝试与观望，这将是一个方向。”江苏省常州市嘉泽镇农博园主任路锦介绍说。
很多历经市场“洗礼”的业内人士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北京凤凰公社总经理李岩指出，小型“农家乐”在四川、贵州市场前景看好，而在北京却生存困难，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消费层次不同”。“贵州人对‘农家乐’要求不高，可谓抱着‘小富即安’的心态，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游客对消费升级的需求很大，内部设施达到三星级标准，外部设施古朴自然，即使人均消费两三百元也觉得是可以承受的。”李岩说。
对此，专家指出未来的预判：从北京的市场来看，主要有三种方式来改变当前的困局。首先是政府直接投资或直接补助，让村民把“农家乐”投资成为乡村酒店，但由于农民不能了解城里人的需求，仅以北京市的效果来看，发展并不乐观。其次，乡村集约化发展也是一个有效解决当前困境的方式之一。即以村、镇为单位，把资源统筹起来，统一发展。一般的情况是村委会招商引资，农民入股分成。比如说100家农家乐合并成一起做“村家乐”，统一规划，主题鲜明，也改变了纯粹的农民经营，不了解城里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的问题，但这样做的弊病是，村委会的退出机制走向不明，或是成为外来资本的俘虏，或是与外来资本发生冲突，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外来资本逐步渗透农家乐，将其收编，以品牌收购，做成乡村酒店群，或是休闲农庄，这样做的市场前景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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