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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02月《小康》
  栏目:文化
孔子的千年影像猜想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七十年前的“孔夫子”
  把孔子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倒也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早在七十年前,费穆先生就拍过一部反映孔子心路历程的电影《孔夫子》。
  1938年,导演费穆因战事被困香港,产生了拍摄《孔夫子》的想法,最终于1940年在上海完成。费穆镜头下的孔子一脸正气,他站在高山上,分别向毕恭毕敬的子路、颜回、子贡训示教义。故乡鲁国被入侵,君王迂腐,贼人当道,心怀天下的孔子教导弟子六艺,在救国不成后,孔夫子开始周游列国。最后,73岁的孔子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对比昔日满庭弟子的盛况,到头来却落得孤独终老。
  对于影片的主题,费穆曾说:“孔子只有道,没有术,自己是一个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却做了一个时代政治的牺牲。我想把几千年的封尘除掉,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时至今日,如果没有外来学术的启发,我们还将抱残守缺到几时?对于孔子的重新认识,是必要的。”
  影评人黄爱玲认为,这是一部把圣人“人化”的电影。把圣人往下拉,展示孔子平凡的一面。圣人也是人而不是神,也有倒霉和软弱的时候,这是“人化”的向度。
  与2010年的电影《孔子》不同,摄制于七十年前的费穆版《孔夫子》没有千军万马,没有情感纠葛,但其粗糙的质感底下透出的诗意情感和对历史的敬重,令人动容。片尾,费穆打出字幕:“本片对于孔子的一生事迹、学说和人格,愧不能表现万一,倘有若干真实处,倒是观众自己的感情和印象之真实。”
  《孔夫子》创作的年代正值儒家思想被颠覆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孤岛”时代,上海电影业陷入混乱,无人关注文化题材,片商摄制的多是粗制滥造的低级趣味电影,但费穆却坚持完成充满人文气息的《孔夫子》,以自己的作品还了孔子一个公道。
  “1929孔子名誉权官司”
  不同年代的艺术作品对孔子的解读,虽立场不同、视角不同,但这些影片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场历史学家们至今都难解的会面:子见南子。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经到过卫国,在这里发生了“子见南子”事件。在电影《孔子》中,导演胡玫将南子设置为孔子的“红颜知己”。
  胡玫认为,孔子与南子之间发生的是真正的精神沟通。所以南子最后对孔子说:“世人可以感受夫子的痛苦,但不能理解夫子在痛苦中所体会到的境界。”
  和电影《孔子》相比,八十多年前,作家林语堂对 “子见南子”这一事件的想象显然更为大胆,并借此写出了他一生中唯一一部话剧剧本《子见南子》,发表于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杂志上。表面看,该剧本对孔夫子难逃“冷嘲热讽”之嫌,也正因如此才引发了著名的“1929孔子名誉权官司”。
  其实,早在1921年就已经有一种“倒孔”倾向——胡适在给《吴虞文录》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店”。此后,这一口号在新文化运动中广泛流传使用,衍生成“打倒孔家店”。其实际含义是要打倒孔子、儒学、后儒和礼教。
  正是受此思潮影响,话剧剧本《子见南子》刊出后大受欢迎,各地学校竞相排演。
  1929年,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学院的学生排演了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帷幕徐起,乐鼓声中,孔丘登场。此时,婀娜多姿的南子在歌舞声中出场,孔子上前深施一礼,“至圣先师”的光环顿时化为乌有。随后,孔子与南子攀谈“礼”之含义,南子对“周公之礼”并不感兴趣,而是主张实践“男女交际之礼、唯情之礼”。而主张“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孔子,此时面对南子竟唯唯诺诺。接着,南子翩翩起舞将孔子围住。舞毕,孔子发出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但是“唯情之礼”与“周公之礼”是矛盾的,孔子不得不离开卫国。对于弟子“夫子不救天下百姓了吗”的追问亦无暇顾及,坦言:“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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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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