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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对于走出衰退、进入后危机调整的中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着眼长远、迫切需要重启新一轮改革的时间点，一个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时间点
时间转到2010年。
举国体制下走出衰退的中国，走到了结构调整和改革突破的决定性路口。2010，是一个决定性的时间点。
于个人，我们关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收入会增长吗？税负会减轻吗？二次分配会更公平吗？我们还关心：物价会持续上涨吗？房价还会那么疯狂吗？生活成本会更高吗？
于国家，大家关心这样一些问题：危机中为保增长而采取的种种短期举措接下来将走向何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会顺利吗？如果刺激政策逐渐退出，经济增长将靠什么来支撑？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2010？
这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不确定是因为这一切将取决于我们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优化上取得的成效。后危机时代与过去相比将发生的明显变化是：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增长。
中央已经痛下决心调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解决长期形成的结构失衡和粗放增长模式，以实现平稳的可持续发展。
“但实际上经济转型的任务目前看越转越困难。”一位环保部的官员对此表示不乐观。他的担忧，源于这一路径的模糊和执行上的懈怠，这背后，是无法逾越的体制障碍。
事实上，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里便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的增长方式到集约的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那时候高层已经认识到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依靠体制的转变，不转变体制，增长方式无法转变。但恰恰是体制性的障碍无法逾越，导致了问题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严重。“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进行体制转变。又一个五年即将过去，收效甚微。
转变，就要扫除体制性障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第四届全面小康论坛上一再强调，只有破除体制的障碍，才可能实现转型。他建议，在未来的十年应该重启改革议程。
同样是在第四届全面小康论坛上，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在中国转轨过程中，时时刻刻要和改革问题紧密联合在一起。
改革几乎是唯一手段。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既有的利益格局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的疲劳期。失去的不只是改革的动力，还有改革的共识。
2010年，对于走出衰退、进入后危机调整的中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着眼长远、迫切需要重启新一轮改革的时间点，一个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时间点。这场根本性的改革包括：转变政府的职能，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推进要素价格的改革，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等等。
距离本世纪初确立的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时间已经过半。我们正站在历史的拐点上，展望着有些忧虑，也充满希望的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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