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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被遗弃在中国，对于与苦难纠缠半个多世纪的他们而言，身份成为他们一生的惶惑
“我来接你们了，大家跟我进去吧。” 在中南海紫光阁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早已等候在那里。这让第一个从大巴车上走下来的池田澄江倍感意外，瞬间老泪纵横，对她及她身后几十名老人而言，这种亲近感觉已经暌别多年。
这是11月11日，由50余名老人组成的日本遗孤访问团到中南海做客。访问团成员平均年龄近70岁，最小的也有65岁，全部说着口音不一的东北话，如果不特别说明，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国籍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老人们的确切身份，是二战结束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他们被中国养父母抚育成人，又陆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自己的祖国寻亲。中国和日本，在这些老人的生命中，注定成为不断纠葛又无法厘清的两块故土。
“我们一直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生活，我们的生命轨迹被历史所规划，这么多年无法找到精神归属和身份认同。温家宝的接见，算是对我们身份的一个最终认定吧，我觉得这样很圆满。”中国名字叫做张喜玲的中井玲子说。
避难中成孤儿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居住在东北土地上的160多万日本侨民开始紧急撤离。侨民以军政人员、工商人士和开拓团民为主，而开拓团民又以老弱妇孺居多。当时日本关东军已战败，日本政府放弃了对这些移民中国的本国公民的保护义务，百万逃难大军拖家带口，昼伏夜出，从东北内陆地区向沿海港口城市跋涉。这段惨烈行程，我们可以从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里得以管窥：出发时160多万人，最终到达目的港口时，遗落了17万人，“每天出发时，逃难的队伍都比前一天短一些，但人们都不去打听。”
迁徙的过程漫长又艰辛，从1945年8月到1946年2月，历时整整半年，包括东北那令人恐惧的严冬。如今，这个过程在遗孤们的口中，被称作“避难”。
1945年，池田澄江才一岁多一点，避难开始后，母亲带走了两个大一些的女儿，被迫放弃了有可能挨不过一路饥寒的池田。回到日本后，她从两个姐姐口中重温了这段艰辛：在逃难路上，母亲每见到一个中国人就求他们收留我，走了很久，直到碰见一个姓李的木匠，他看我母亲实在太可怜，说他有一个朋友没有孩子，答应我妈妈会把我安置好。分别时，妈妈和姐姐们刻意记下了李木匠的住址，希望有一天可以回来找我。不久，李木匠把我送给了一户没有子女的徐姓夫妻，我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徐明。
当时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家庭，主要有两类：自己没孩子的年轻夫妇，有孩子但渴望得到一个男孩的家庭。如今居住在日本鹿儿岛的鬼建一郎今年已经69岁。1945年8月，5岁的他同母亲及两个弟弟一起逃难，“最初我们还有汽车坐，行李堆在车上，后来遇见了苏联人，他们缴了车，我们就徒步跑。不久，我那还不到两岁的小弟弟病死了，我母亲带着我们哥俩四处讨饭，到第二年2月份，母亲也病故了。我那时已经记事，知道自己被一户中国人家收养，他们有女儿，没有儿子。我不知道我弟弟的下落，也许被收养了，但更多可能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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