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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小康》：云门舞集三十六年来，哪个时期是最困难的？
林怀民：最难的时候其实是现在，负担很重。比如说，盖房子钱不够。
去年年初，“云门”排练场被一把莫名的火烧了，那时我就做了决定，要永续经营。去年的大火，烧不掉“云门”的生命力。五千多位民众捐款支持“云门”重建，有大企业家捐赠的两三百万，也有小学生寄来的一百块钱，对我们来说，同样珍贵。当时，我走在路上都会有开哈雷的机车男孩停下来，说‘你是林怀民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加油！’正是很多这样的温暖和支持，让我们即使在财务最差的时候也要干下去。
《小康》：你最近两年是否会退休？
林怀民：我是一个不安于室的人，希望每天可以看到不同的太阳。创作者必须永远都在面对新的挑战，当你安稳坐下来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就是死亡。
不过我相信，在我之后，不管谁成为“云门”艺术总监，“云门”的生命力都是存在的。即使我不在，“云门”还要运转，年轻一代还要做更好的东西，我希望“云门”走下去，我的作品慢慢蒸发掉。21世纪，应该有新世代的编舞家，做新的作品。“云门”不要变成一个博物馆。
《小康》：台湾文化人蒋勋说过，你的《薪传》是想把《东方红》编进去。样板戏对你的早期美学观有怎样的影响？
林怀民：（眼睛瞪大，非常惊讶）我不知道他曾经说过这种话。那个时代在国外的台湾人，当然是唱过革命歌曲的，我也看过《东方红》，那种高昂的东西台湾是没有的，但我想这跟南北文化差异有关。但我的确没想过把《东方红》编进去。
《小康》：你跟三毛女士是很好的朋友。上个世纪末，三毛在很多大陆女性心目中构成了对台湾的全部想象。
林怀民：三毛在台湾流行的时候，还在戒严的时代，空气紧张。她告诉大家撒哈拉沙漠、遥远的异国、带着吉他去流浪，那是一个向往，那个时代的向往。
前两年我到威尼斯，听到“嘎啦嘎啦”的台语，一群来自台南乡下的老爷爷和老奶奶在旅游，在广场上喂鸽子。我过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威尼斯怎么样。他们说欧洲很好啊，可是家里的那亩菜要收了，不知道孩子们弄得好不好。现在就是这样，台湾这样一个小岛已经与世界联系紧密，特别是解严以后，无所不可，你脱衣服露屁股，没有人抬眉毛。
《小康》：你现在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与青年时相比，有没有变化？
林怀民：没有任何改变。就是很倔强的，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母亲生病住院，半夜一点我回家，电梯里有个人，吓我一跳。那人说，要跟“云门”的舞者说谢谢，因为“九二一大地震”时，他们一家三代在一个棚子里过了好久，“云门”来了，老先生和老太太第一次有了笑容。对我来讲，这是比《纽约时报》的舞评更好的褒奖。
毕竟跳舞不是让人赏玩的，是要与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舞蹈可以激励，可以安慰。我常常对“云门”舞者说，我们不是艺人，不是在歌剧院只对有某种收入的人演出。我们是有用的人。“云门”刚成立时，十来个人的舞团去乡村演，三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变节，去基层演出，现在还在进行。
《小康》：在这个影像盛行的时代，舞蹈的位置在哪里？
林怀民：舞蹈是活生生的身体，那个律动和呼吸是不可取代的。舞蹈是一开始发生就会失踪的东西，非常珍贵。这样瞬间即逝的艺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媒体机器的时代，才越发显得难得。
林怀民：
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大学期间就读新闻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现为“云门舞集”艺术总监。主要舞作：《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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