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的“建国”题材,在不同年代的电影中有不一样的叙述角度， 而其体现的正是一个民族视野和心胸的拓展 在老北京的一家澡堂子里，有几个老人互相询问，咱们建国以后“国号叫什么”。有人答说，“各界都倾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算不算人民？”一位老人谨慎地问。舞美队队长田震英回答，“算，当然算了。您，我，还有毛主席。”“毛主席也算人民？那谁登基啊？”“谁也不登基，现在的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是您的天下。”老人们笑着连声说“不敢当！” 以上这个画面，出自电影《天安门》。2009年国庆，《天安门》、《建国大业》等几部电影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岁月。《天安门》讲述了抗敌剧社舞美队的几位战士与末代宫廷灯笼匠人，在开国大典之前装修天安门城楼的故事；《建国大业》记录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为召开第一次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所付出的各种努力。 不避对手的“动人”之处 “建国叙事”影片往往因命题本身而被视为史诗。在著名编剧史航看来，既是史诗就一定要书写“历史进程的代价”，而若想客观公正地将其呈现，则必须尊重我们的对手，“因为对手也是民族的精英，为了建立理想的国家，我们被迫消灭他们，驱逐他们，这就是建国进程的代价。” 然而，正因为对手是失败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似乎觉得他们并不值得被尊重。1989年上映的《开国大典》，片中的杜聿明在被俘后试图自杀的情节，以及李襄南失守江防、饮弹身亡的举动，显然都有敌人负罪于历史的隐喻。在更多的同类影片中，这种隐喻还是敌军士兵尸横遍野与冲锋号声响彻云霄的并置，以及胜者英勇与败者执拗的对比。 “倘若我们改用人性和民族的视角去审视建国之前的人和事”，史航说，“就会发现，我们的对手其实也不乏动人的秉性。” 并非大张旗鼓，但重新理解对手秉性的努力已经开始了。 1991年上映的《大决战・淮海战役》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黄伯韬在决定为蒋介石尽忠时说，“我并非黄埔系的将领，可是发给我觐见总统的特别通行证，编号是十七，够靠前的了”——电影为敌方将领，同样也赋予了“复杂且细腻”的情感。 对于黄伯韬的死，至今仍有“击毙说”与“自杀说”之争，而《淮海战役》中，这一情节被设置为，黄伯韬在举枪之际被人拦住，踉跄几步后遇弹倒地。自杀显示对手的忠诚和尊严，击毙则强调我们的胜利。“我们用这样的妥协给对手以尊重”，史航说，“虽然未必是最高明的，但也算是用心良苦。” 同样的用心良苦在《建国大业》里也有体现——试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蒋介石对蒋经国说，南北朝可以出现在古代，但绝不会发生在今天，因为毛泽东、李宗仁和蒋介石，谁也承担不起分裂中国的罪名。片中深知“划江而治”并不可行的蒋介石形象，凸显的正是其内心深处，国权争夺与民族责任的纠结。 《建国大业》还有一个细节——方言的消失。在此前所有的“主旋律”影片中，方言几乎一直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专用品”；而国民党方面，则除蒋介石外，所有将领官员皆为有籍贯无口音的人物。 “方言使人显得有个性，在电影隐秘的权力系统中，个性通常象征着权力。以往我们总是急于表现自己的胜利，方言暗示的权力使我们得以居高临下地看待对手。”史航如此解读，“口音的调整能减少一些不平衡的感觉。” 于是，当《建国大业》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开始与蒋介石以及所有国、共士兵同说标准的普通话时，人们便听到了一种基于平等的尊重。尊重对手，其实就是尊重历史进程中的全部代价。“胜利者如果没有尊重历史和对手的勇气，那么就不配成为胜利者”，史航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勇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