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知识”的温州人凭着硬实力赢得了先机； 未来三十年或更久，“没文化”的温州人想在倚重软实力的时代游刃有余，就要把接班人培养成市场经济中的“正规军” “温州人管理企业真的不怎么样，但他们很会合作，很会赚钱。温州人很讲契约，很讲诚信，但他们不会把这些写到法律上去。”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如此解构“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他将温州模式”文化内涵中的矛盾归结为“新文化和老文化的冲突”。换句话说，被公认为中国最具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的温州人，其实很江湖。 然而在温州人近三十年的发迹史中，他们的市场思维和江湖行为似乎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认为温州经济模式“富有东方色彩”的理由，但这注定是温州人总要比其他人面对更多褒贬的原因。 市场导向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全部历史几乎都在记录贫瘠。南宋年间，一位温州太守曾经说过，温州人一年的收成只相当于湖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而温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只够湖州人吃一顿稀饭。 耕地资源稀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是温州穷困的主要原因，长期的穷困则为温州人造就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重利事功观念。早在南宋时期，以温州本土哲学家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便提出了“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哲人的独立思辨，倒不如说是对永嘉民意的概括总结。 当代温州人几乎集体承袭了永嘉遗风，所以在今日温州人的履历中，“经商”是一个出现几率很高的关键词，而为了赚钱，温州人个个肯于吃苦、敢于冒险且甘于小利。 改革开放之初，十万温州人拎着各式小商品在全国跑市场的故事，如今已被理论界视为温州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之一。有专家说，那些推销员是促成温州经济崛起的第一批能人。 事实上，温州人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早的一批冒险家。一个温州人这样对《小康》讲述他的“发家史”：他曾经穷得一文不名，但是现在已经靠倒房赚得身家千万。他的办法是，用借来的5万元向房主交上定金，并承诺一月内全额付款，随后每平方米加价1000元立即向外出售。在付款期限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将房卖出并获得了十几万元的差价，继而便是投机与财富积累的循环。 温州人经商从来不嫌利小。一位经营打火机配件企业的温州商人说，他的工厂只生产打火机中的弹簧和滑轮，产品的利润薄到“一毛钱卖给你好几个”。但就凭着如此微利的产品，他已经赚得了几亿元。“能卖钱的东西我就做，不管赚多赚少”，温州人如此积累财富，温州因此中小企业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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