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有制度开始，婚姻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大概很难有什么问题像婚姻问题这样，让人们保持如此经久不衰的兴趣和持久争论的热情。 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问题无论对个人或是社会机构来说，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婚姻问题至少与以下三个问题息息相关：爱情、性和政治。这使问题变得十分繁难，以至于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说：婚姻问题是最繁难和最扑朔迷离的问题。他说，他不敢说自己已经弄明白了这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婚姻问题又是一个必须求解的问题，于个人，将决定即使不是其生命的全部，也将是其一生的幸福。于社会机构，它是基础，承担着维护秩序和稳定的重任。也因此，马克思说，婚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它严格受控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的演变，几乎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将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得以体现。 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的婚姻集中地反映了发生于我们国家的巨大变迁。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我们的婚姻与革命紧密挂钩。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个国家对政治的狂热最终也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成为了婚姻的主导力量，政治不仅决定了人们对婚姻的选择，而且，那时候的婚姻首先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事，之后才是个人之间的事。在政治面前，个人的幸福微不足道。 当政治的身影渐渐地淡出普通人的生活，政治对婚姻的绝对强势也逐渐衰落。上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为人们赢得了私生活的自由，婚姻作为个人的事情获得了选择的自由，爱情与性甚至超越了婚姻与道德得以强调。然而，最终决定我们婚姻状态的仍然是经济。在经济开始席卷一切的90年代，实用主义和功利思想最终左右了我们的人生选择，包括婚姻。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几乎是呼风唤雨。 但显然，经济不是决定婚姻幸福的唯一因素。婚姻始终仍然是自然属性上的问题，又或者说，它是抑制人性中不利于秩序和稳定的因素的一种设计。在一种抑制人性的制度中，去求解个人幸福问题显然是一个比婚姻本身更繁难的问题。曾经我们因为没有婚姻的自由，因而难以获得婚姻的幸福；然而，当我们在婚姻问题上获得了充分自由之后，却仍然难以获得婚姻的幸福。这是当下以及未来我们所面临的困惑。 罗素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愈文明的人，似乎愈不能和一个伴侣有永久的幸福。除非主张婚姻不可解除，从而消除了婚姻之外的一切极具诱惑的想象，或者，社会上少有未婚的女子，并且丈夫少有会见体面女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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