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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
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说：“要讨论《水浒传》的所谓反政府主题，就必须把好汉个人与梁山好汉的整体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极端重要。单个的好汉恪守英雄信条，然而整个梁山好汉群，则奉行一种行帮道德！”
“行帮道德”是一种学术概念，其实就是帮派意识。所谓帮派意识，就是一种集体非理性：符合自己集团利益的，就是正确的，为实现这种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和自己集团利益相冲突的，就是错误的，为消灭这种错误，也可以不择手段。
梁山好汉上山前，确实有些人真诚地信奉并推行英雄信条，散发着热血担当的狭义精神，而一旦他们融入了由军官、财主、贵族、官吏、道士、书生、猎户、渔民、马贼、黑道人物、鼠窃狗偷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组成的鱼龙混杂的梁山群体，他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就消亡殆尽。
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进犯东平府、东昌府。水泊梁山以前扫荡祝家庄，好歹找了个借口，而这次汹汹来犯，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为了解决宋江、卢俊义谁坐头把交椅这一政治难题，便由二人各领一支人马分别攻打东平府、东昌府。
宋江统领的一路攻打东平府。东平府虽有个强劲对手“双枪将”董平，但战事有惊无险，城池也顺利拿下。原因是：董平因向知府程万里求亲不遂而怀恨在心，竟在被梁山俘获后马上倒戈。这位“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掉转枪头，赚开城门，杀入城中，直扑衙门，将程万里的女儿夺到手后，再将其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董平后来位列梁山泊五虎上将，可他的行事，其卑劣无耻，简直令人发指。
书中并没说程万里有任何劣迹。相反，战前，宋江派郁宝四、王定六二好汉来下战书，董平恶性发作，二话不说，就要将人推出斩首。倒是程万里劝阻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两条好汉才捡回性命。
董平虽人品卑劣，但武艺一流，对水泊梁山大有用处，宋江自然一见便爱，要竭力网罗。而程万里，就得另当别论，他的为人虽无大过，说起来对郁、王两位来下书的好汉还有活命之恩，但问题是他对水泊梁山毫无用处，难道值当的为他和新入伙的一级战将董平翻脸？
更何况，杀了程万里反而有一桩妙处，那就是可以将他打作反动人物，然后，再由宋江将他的家私散发居民（至于府库中的金银财帛粮米，宋江已先命人全部取出运上了山），并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无端启衅、饱掠府库的梁山大军，竟借着程万里一颗人头，便一下子成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夏志清说：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事实上，就是个人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的悖论。
集体非理性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在众多的社会领域中都会遇到。我们十分熟悉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
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这就是集体行动的难题。
叙述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梁山泊的悲剧，其本质即在于，规模扩大以后，这个好汉群体越来越陷入集体的非理性之中。而且，集体行动的实现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利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集体行动难题最容易在规模较小的群体或组织良好的集团中解决。当然，在实际当中，特别在传统中国，组织良好的集团几乎难得一见。比较而言，还是规模较小更现实。所以，保持小规模也是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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