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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幸福与政治发生了联系。这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第一次将幸福与政治直接联系起来，也完成了地方政府执政理念从单纯追逐GDP转而到突出民生的嬗变。尽管从技术上看，幸福指数的测算，仍存有技术上的难题，但在GDP崇拜依然普遍同时这种崇拜又遭受非议的时候，江阴市的大胆探索，被赋予了标本的意义。
在全国的很多地方，人们在努力变得更好或者避免更坏。而这个地方的人们一直在竭力追求最好。
“以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二百五十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三百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这是我们熟悉的“江阴现象”。
虽然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的排头兵，这里的主政者却能始终保持加快发展的紧迫和进步的冲动。
实现自我的赶超，这其实是困难的。然而，这个地方却能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刷新了我们对富裕和幸福的想象力。这里的探索，或将为那些正努力变得更好的地方提供参考和借鉴。
幸福江阴指数
去江阴采访之前，我们在贵州调研。一边是贵州的贫困和落后，另一边是江阴的富裕和现代，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促使我们对“江阴现象”背后的原因有更强烈的好奇。
一个地方的发展不外乎如下几点：先天的资源禀赋，后天的政策红利，当然，还要遇上一个好的时代。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地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这是被总结出来的江阴精神。从接触到的江阴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力量给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的能量。
当然，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与管理官员同样功不可没。
曾经，有珠三角洲的官员接受《小康》采访时说，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人才的差距，其中，又以政府行政管理的人才为最。“珠三角官员相比长三角官员，无论在素质、水准、视野还是观念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
在江阴，这句话得到了印证。作为中国最富裕地方的官员，他们能时刻保持清醒和紧迫；更令人惊叹的是，作为一个县级市的官员，他们竟能以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来经营一个城市的发展和谋划一个城市的未来。
“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经济争什么？全面小康以后干什么？我们对自身的发展路径、发展理念和发展追求进行了冷静地审视。”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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