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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沉的理性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风暴”式问责的局限，应该让问责常态化，贯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并在技术设计上加强，“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自2003年的非典，官员问责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两位部级高官引咎辞职，问责“风暴”席卷中国政坛。时隔六年，一项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化建设也在研究中。
2009年05月22日，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共中央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坚持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我们暂时还无从获得这份文件的确切内容，但是，作为从问责“风暴”走向制度化的里程碑，其历史意义毋庸置疑。党政领导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背后“潜伏”的是汹涌的民意。过去的2008年被称为“行政问责年”。
2008年以“三鹿事件”为导火索，在九月掀起“问责风暴”，两周内19名高官去职。9月19号，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批评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群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次日，温家宝总理强调，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公共舆论一边倒地感慨高层的铁腕治吏。另一方面，深沉的理性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风暴”式问责的局限，呼唤制度支撑的建设，应该让问责常态化，贯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并在技术设计上加强，“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事实显示，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从去年底开始曝光的异地为官型的复出案例表明，问责在某些地方正成为一种“走秀”；近期曝光的案例更显示了官员复出中的“密室行政”代替“阳光任免”。新华网评痛陈“官员问责走过场挑衅党心民心”，“‘高调问责、低调升迁’降低了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也让民众感觉受了愚弄”；而“官场作秀，民心伤透，最终削弱的是执政能力”。专家疾呼，谨防问责成应付民意的“观赏性处理”，如此，则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就会被透支。
舆论显示，相当多“东山再起”的官员在“德”与“才”方面的合理性受到民意的质疑。如何用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何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进行制度性的尝试，比如，重庆、成都、南京、广州等。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要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中央有关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正昭示了一种新的希望和力量。政令出自中央，而源自民间，直指制度的痼疾。作为一种向传统陋习挑战的制度创新，从文本到实践，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包括舆论持之以恒的监督和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觉醒。
如此，则吾国幸甚！吾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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