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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家族固然受制于地方豪门，难以全控整体资源，但孙皓的“倒行逆施”，更是将执政基础完完全全推向反面：吴国的灭亡没有多少悬念，或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过于顺利，往往意味着后患无穷——传统中国历史上，组织扩张，结构治理中的无数例子，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结论。从心理学上推究缘由，大致在于家国天下的治理模式，诱导组织管理者崇尚威权的自我，而不擅长与人分权。
三国时期，孙氏家族在江东的崛起，恰恰沿着上述模式进行，而其中的关键是孙策创造的一个军事神话：自从父亲孙坚战死沙场之后，部曲尽为淮河流域的军阀袁术所夺，孙策也只好寄人篱下。后袁术与江东的刘繇交战，战果不佳，孙策借口助阵。袁术的吝啬是著名的，不好当面回绝，就敷衍了一下：帮孙策弄了一个折冲校尉，代理殓寇将军的职位，拨了一支千把人的小部队给孙策，总共不过几十匹马。
不过令袁术后来跌破眼镜的是，孙策就愣是凭这点微薄的兵力，滚雪球式的迅速扩大了队伍，在短短几个月内平定了江东，并划地自守，还扬言要与企图称帝的袁术划清界限：“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
然而探究孙策的真正军事作战过程，可称得上是经典的微乎其微，主要对手刘繇、王朗、许贡等人，大抵都是文官，不谙战事；唯一的武夫严白虎，却是出身匪盗，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他们难以抗衡出身军人世家的孙策，在情理之中。真正促成孙策快速兼并江东地区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结连江东豪门大族”。于是不断有地方势力加入孙的军队；甚至，“六郡望风归附”，减少了孙策的军事阻力。
孙策的军事神话背后其实是外交纵横的神话。如今，虽然已找不到孙氏与江东豪门“连结”的记录，但在孙氏政权中，这些豪门派出的政治代表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占据高位——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当年“过江龙”与“地头蛇”结合的痕迹。
对孙氏家族而言，既然在立国之初是凭借了他们的力量，脚跟未稳之前也不能急于与其撕破脸皮，而等到外部环境趋向稳定时，再考虑消灭他们，已显得力不从心了。孙氏家族在孙策之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治理危机：一是孙策暴死，孙权即位却缺乏足够的威望；二是曹操率大军南下，威胁整个南方的生存环境；三是与刘备翻脸，在彝陵展开生死大战。在这三次关键时刻，孙氏家族只有全力笼络，而根本不可能考虑铲除地方豪门。
当所有的外部威胁逐渐散去以后，豪门已经尾大不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上看，孙吴是三国时期资源整合能力最差的国家：曹魏早已完成了社会资源（土地）重新分配的过程，已重新恢复“利出一孔”的机制。曹操宁可顶着“猜忌好杀”的恶名，不断给世家大族挑刺，以达到洗清的目的；刘备在益州，虽然所辖人口稀少，但也完成了绝对控制。只有孙氏家族，始终建立在地方势力联盟的基础上：在赤壁之战前，孙吴政权内部的决策缓慢、低效率正说明了这一点。地方豪门不介意再接受一个更强的军事领袖，正如鲁肃对孙权所言，众人皆可“迎操，如将军，不可也”。最后孙权联合了鲁肃、周瑜甚至刘备等非本地势力，才压制了内部不协调声音。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孙权晚年开始刻意打压本地势力：孙权借了废立太子事件的牵连，不断地给豪门世家出身的官僚制造麻烦。如顾姓，就遭到了广泛的株连；即便是一代名将陆逊，也被孙权派宦官诘责，以致愤懑而死。孙权的后代孙皓任用酷吏，屡兴大狱，“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估计也是对局面无法更改的任性行为。这一点可从他亡国后对晋武帝宠臣贾充的一番话可以看出——
贾充问孙皓：“闻君在南方，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耶？”孙皓回答：“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
孙氏家族固然受制于地方豪门，难以全控整体资源，但孙皓的“倒行逆施”，更是将执政基础完完全全推向反面：吴国的灭亡没有多少悬念，或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地方豪门影响力最大的时刻，莫过于陆逊时代。陆逊参与了消灭关羽的袭击战，更主导了彝陵之战这样的划时代战役。这令地方豪门扬眉吐气：周瑜在赤壁的军事胜利，代表着外来势力的成功，而陆逊则完全是本地成长的杰出代表。陆逊事业顶峰时，曾任荆州牧，假黄钺、为大都督——这意味着孙氏家族将整个荆州委托给陆逊来进行管理，包括人事、征税甚至军事活动，都有一定的自主权。
当然，陆逊本人廉洁，家无余财，不过并不等于整个陆氏家族的欲望就得到节制了，陆氏家族对吴国资源整体控制能力事实上得到加强。 多年以后，陆逊病死，他留给儿子陆抗的，估计没有多少物质上的资产。但颇具象征意义的是，陆逊最大的遗产是5000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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