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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年以来形成的部门代表资本利益集团来分配国家用于保公平的财政资金，在农村投入问题上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我们没有改变由部门来分配农村基本建设资金这样的体制性问题，一号文件执行的难度就依旧存在。
2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央一号文件，“三农” 再次成为一号文件的主角，也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的“六连冠”。与往年不同的是，在抗击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牛年的一号文件注定引起更多的关注：这个文件对缓解危机将会有什么样的帮助？会不会发生重大的政策调整？背后到底可以窥见怎样的信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反哺农村正当时
《小康》：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三农”问题，这已经是连续六年将“三农”放在首位了。为什么“三农”会长期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温铁军：1999年中央在给“十五计划”提出指导意见的时候就提出以人为本。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前提的话，就应该是以农民为本，因为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还是农民。我早就强调，“三农”问题当以农民为首，然后才是农业和农村。
另外，“三农”问题具有普适性。我做国际比较研究时就发现，“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他可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增加很多，改善“三农”的基本状况。其他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完成工业化，有的地方甚至连进入工业化都没可能，他们的“三农”问题就更加严重。
因此，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胡锦涛在2005年前后国家开始强调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叫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
他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那时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时就应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条件，在两个反哺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可以向“三农”倾斜性地投入了，这次的一号文件中这种倾斜尤其明显。
《小康》：这次的一号文件中有一条直接的财政倾斜，即对种粮农民增加补贴，增加农业土地收益用于农业的比例，关于这一条，您怎么看？
温铁军：出于粮食战略安全考虑，增加对于农民补贴这一条是非常必要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发达国家通常会给农业高补贴，比如日韩等国以及台湾地区的补贴占到农民收入的６０％以上，而整个欧盟农业政策中很重要的一块是每年拿出近千亿补贴农业。因为如果不让农民得到至少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就没人愿意种地，农业是战略命脉产业，必须要留住。但这样的高补贴也让他们的农产品没有竞争力，因此，发达国家只能设置重重壁垒，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低价农产品来竞争。这些壁垒想通过的话几乎是不可能。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去突破它的壁垒，而是应该考虑我们用什么方式构建我们自己的粮食安全战略，用什么方式来保住我们作为发展中人口最多国家自己的农业生产，让它作为一个战略产业健康存在。
发达国家的教训是沉重的，也是我们无法模仿的，我们的农业政策也走不得发达国家高补贴的农业政策，这点倒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
《小康》：此次文件中提到关于土地流转的很多相关问题，比如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等等。这对保护农民的利益有哪些实质的帮助？
温铁军：这些相关规定可以概括为资源回归农村。因为这次一号文件从生产关系层面上要求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发证确权和明确集体的权益，亦即：通过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以及将土地所有权证书落实到村社集体经济组织，这就会让集体所有权主体的责权利得到有法律保护的实现。显然，这是鲜见的在农村生产关系领域中有积极意义的提法。
生产关系领域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是山区25亿亩集体林地的财产关系变迁。为了继续推进和完善2007年已经发布的林权改革文件规定内容，这次一号文件要求全面完成林权发证到户，同步推进林权山权交易和其他配套改革。这意味着国家把25亿亩的山地和林地的经营权回归到农民和村社手中。总之，2亿多农户和300多万自然村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性财富的增加，会夯实农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的池底。如果加上农电水利道路等方面的基础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2000万失业农民工只要不在城市滞留，我国仍可大体保持相对稳定。而维持稳定，是这次“一号文件”最后的落点。
有抗击金融危机的现实意义
《小康》：此次一号文件的出台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时刻，一号文件里是否也有些措施对于抗击金融危机有积极的意义？ 温铁军：当前，我们面对的是重大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各国政府都启用大规模投资“救市”的对策，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中国的救市措施不同之处在于提出两年内投入4万亿用于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为此，基础建设更多占有农村资源也就必然发生矛盾冲突的既往教训，亟需决策者实事求是地增加和完善在生产关系领域中所能运用的政策手段，以缓解“三农”再次承担危机代价带来的困境。而从这次的一号文件的内容看，也确实具有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挑战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财政、金融、社保、文化四大类与“三农”相关的宏观政策方面有了关键性的、更为实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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