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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出台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
为抵御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调控部门双管齐下：据报道，继调控部门出台了包括4万亿元投资在内的诸多方案之后，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起草。比照他国的成功经验，这样的思路无疑具有现实合理性。
日本曾在1960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年后实现了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并于1968年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一计划均衡了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水平，通过缩小高速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以及各阶层收入的差距，催生了消费热潮。以此为照，我国当前实现国民财富积累和消费增长的重心，在于构建财政、企业、居民间的合理分配机制。
对照日本当年的成功经验，当下发改委起草刺激消费方案需要进一步细化执行中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如何实现方案所提及的“大范围提高工资”。调控部门提高社会工资的目标必须要立足于削减行政开支费用，同时全面开放对于资源型行业、服务领域的限制措施。在赋予企业创造更多商业价值空间的同时，也提高企业员工的市场价值。
应当看到的是，刺激消费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效、健康发展的根本对策。但消费信心的培育牵涉面较广，这需要有关政策措施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和缜密性。因此，我们期望看到一个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完备出台，而不仅仅是立足于短期内经济提振的“消费刺激方案”。北京 冯建平
如何少花钱也能过好日子，似乎正在成为如今的一种新时尚。由此看来，金融危机的到来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金融危机的来袭，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并调整了自己过去并不健康的消费习惯；也是金融危机，让我们成为谨慎而精明的消费者，对待消费变得更加理性。广西 倪昆
目前中央政府的注资不能改变一个信念：尊重市场。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但不能替代市场，市场管的归市场管。扩大内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与博弈，需要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连续与顺利衔接。此时，需要政府在“信用、信心、信念”等方面综合国内外各种情况，理性决策，抓住问题的关键，有的放矢。云南 郭浩文
公务员需要监督制衡
有关公务员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来社会关注。比如，日前国家发改委人士透露，计划大面积提高工资，公众马上警惕起来，担心在政府文件主导下，“大范围”没涨工资，倒是公务员自己的工资先涨了。
人们的担忧并非多余，现实确实呈现了制度安排上的漏洞，形成公共政治生活的某些弊端。其实我们不缺制度，但制度被人情、传统、习惯和潜规则架空了，被现实政治产生的各种应时之需“暂停”了。而“应时之需”层出不穷，也不会有停止的那一天，制度大概也会被束之高阁下去。
我国公务员队伍既包括执行者，也包括政治决策者，公务员职业化特点不够鲜明。由于决策者与执行者不分，一旦决策失误，反而是公务员出来担责，而社会不满也向公务员队伍发泄，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伦理的不公。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应当是，决策失误由决策者承担，而公务员超然于政治纷扰之外，专注于自己的“份内之事”，以职业化执行能力见用。
自然，政治总是体现为现实政治，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自有其如此安排的理由。但制度没有“完成时”，它总是要根据现实需要作出调整，这就决定了制度永远是开放的，它等着我们去“健全”。江苏 马宏泽
国家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
税的本质是什么？学者们历来众说纷纭，但细究起来，无非强调两点：第一，税收是公民为了公共福利向国家出让的财产，因此公民和国家是平等的，税收并不应该是国家单向地向公民强制征收，公民对税收应该有主导权，至少有协商权。第二，国家征税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向公众提供公共福利。国家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无缘无故向公民征税。
近来，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有点一厢情愿，有权威消息称目前有关部门暂不考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吉林的一位官员有这样的解释：“在吉林，普通职工收入不到2000元，过了2000的都很少，如果按3000元起征，那整个东北三省也没多少人纳税了”。原来有关部门执意不肯提高个税起征点，是怕老百姓不缴税，国家征不上税。
金融海啸冲击之下，民生本已多艰，提高个税起征点，让利于民（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或多或少能够改善一下民生，但却被以诸如“让国家更加富裕”这样宏大的名义否定了。问题是，如果没有以民权、民生为落脚点，再富裕的国家，其正当性又何在呢？ 浙江 邹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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