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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7月《小康》
  栏目:封面故事
陈林:一个农业市长的粮食观

★文 /《小康》记者 胡幽径 李漠 王帆 蒋卫武

  “北粮南运”,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仅涉及是粮食市场,还有运输市场。而铁路体制的一些弊端,此前在“西煤东送”中就有所表现。粮食的生产、收购、加工、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利益也需合理均衡,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就可望在市场化的基础上迎刃而解。

  我们总是在提倡农民和粮食主产区多种粮食。但是根据市场法则,如果粮价过低,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抛荒,或者本来可种两季或三季的地方却只种一季,减少人工、肥料等要素投入,最终导致市场供应量减少。
  粮食涨价的态势可以提高种粮的积极性。但是如何保障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收益而惠及所有的农民,还是一个问题。
  粮食适度涨价,大多数人是可以承受的,而对于低收入阶层却有不利影响,建议国家对这些人进行必要的补贴,可参考类似美国“食物券”的制度。如果强行抑制粮食价格,只会适得其反。
  《小康》:对于浏阳市委书记种田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
  陈林:我看过这则新闻,这位易书记很有意思,他的个人行为值得尊重。美国总统还经常回到自己的农场嘛。易书记说这只是他作为一种休闲方式的选择。这对于他,可不是谋生方式。市委书记是有工资福利待遇的,是体验生活,他愿意种粮可不等于农民就愿意。还是要让农民得到种粮的好处、特别是粮食涨价的好处,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小康》:您谈到农民种田除了成本过高之外,还有耕地减少的问题。这也是中央提出将保护18亿亩耕地作为基本国策的原因。您能结合在瑞安工作的情况谈谈农耕地的问题吗?
  陈林:18亿亩耕地是红线,要求坚守。茅于轼先生曾提出放开建设用地,从国际购粮的观点,他主要是从经济学上来论证粮食问题。如果不考虑国际政治,从纯粹经济学观点看,粮食未必是什么特殊商品,完全可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这对粮食进口国、出口国在经济上都是有好处的,都能提高经济效率和福利。但现实的国际粮食市场要更复杂,会掺杂一些政治因素。因此,我的观点是,大胆放活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考虑到非经济因素,一个国家要保证粮食自给,或者至少维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这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稳定)收购价格和/或加大生产补贴,通过价格、需求杠杆来刺激和维持粮食生产的较高水平。另一种是限制农用地转用,以此保障粮食生产。或者上述两种手段并用。
  但是,即便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农用地,是否需要将农用地转用指标层层切块到各级地方,进行控制(这正是现行做法)?我认为不必。
  如果要保障粮食自给率,也不一定采取层层切块控制的办法在采取土地用途管制,控制农地转用指标上可以设想一个“农地转用指标交易所”。就是通过中央控制土地利用总量,包括农地转用总量。然后按照各省市人口数量、土地面积(比如权重可以各占一半,这两个标准最客观公平),切块给各个省市。这些指标可以相互交易。比如浙江农地转用指标不够用可以向其他省市购买,实行竞价交易。
  这样既尽可能发挥了各地的比较优势,又控制了农地转用的总体规模,还能鼓励发达地区以购买指标的形式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陈林: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长,浙南农村合作中心执行理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多年来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其所主持的瑞安农协“三位一体”综合试点项目入围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并入选“2007全国改革十大探索”。

 
编辑:翎翾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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