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及所在，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粮价和提高供给。国家在50天里，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并扩大最低收购价涉及城市。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十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与此同时，铁道部联合农业部及国家粮食局及地方政府，开始了60天“北粮南运”的大会战，将1000万吨东北粮仓的粮食紧急输送到南方地区，稳定供给，平抑粮价。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已有大量东北外运粮食运抵四川等地，保证了地震灾区粮食充足。 而且，农业部频频表示，我国大米库存量达4000万吨可自给自足；发改委有关官员也称全国粮食储备约2.5亿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全国粮价不会因四川地震上涨，10年内不会有粮荒；粮食院士袁隆平视野开阔，称中国杂交水稻能解困全球粮荒…… 尤其值得国内民众高兴的是，进入5月下旬以来，我国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大面积收割期，42万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今年的“三夏”机收会战。我国夏粮有望迎来第五个丰收年，单产再创历史最好水平。这对汶川大地震波及的川甘陕渝等十几个省区、市的粮食缺口无疑种下安心丸。四川是我国农业大省和养殖大省，大地震使四川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50多万亩。 不仅如此，重新审视和解读国家粮食安全，更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合理的粮食价格机制，实行“贵粟”政策，实行适度高粮价政策，让种粮者真正得利，保护好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严格的土地控制机制，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警戒线；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粮食宏观调空机制，以粮食为重点，合理开发广袤的草原，广阔的水域，广大的丘陵，辽阔的沙地等自然资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充分发挥整个资源的效应；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科学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改变农业补贴工业的现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建立起大规模的种粮基地，改变现有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恢复南方产粮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统筹的购粮运粮调剂机制，突破运输瓶颈，不断提高粮食运输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安全的粮食储备机制，这包括战略储备、周转库存等。储备规模、品种结构、地区分布都要合理，并确保储量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