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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04月《小康》
  栏目:聊斋
“桃园结义”的经济学意义

★文 /陈抗行

  在一定程度上,刘、关、张结义打破了家族制的封闭躯壳,建立了与外人共享利益的创业机制。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后来所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一,与他早期跟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实在关系极大,就相当于创业的“第一桶金”、原始股。
  按书中第一回:刘焉发榜招军,玄德年已二十八岁矣。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恰才见公看榜而叹,故此相问。”玄德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飞曰:“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
  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玄德见相貌堂堂,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云长,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云长大喜。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
  飞曰:“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玄德、云长齐声应曰:“如此甚好。”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即使到了今天,人们还常常津津乐道于“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佳话。不过,这里恕我们说一句泄气的话,所谓的“桃园结义”在历史上应该是不存在的。
  非但不存在,还有人甚至考证说,这一段千载佳话的背后其实是很黑暗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关羽“大意失荆州”实是出于刘备“借刀杀人”。在关羽长达五个月的北伐中,前有强敌,后遇偷袭,刘备、诸葛亮竟然始终未发一兵一卒相助,所以不能排除刘备怕关羽功高震主、后主不能驾驭,而不惜以荆州之失,借机将他置于死地。刘备东征与其说是“忿孙权之袭关羽”,不如说是忿孙权之袭荆州,荆州毕竟是刘备发迹之地。且刘备新近登基称帝,正欲立威于外国,也就顺带找了个为关羽报仇的借口。
  当然,话说回来。小说演义能够杜撰出这一段佳话,也必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能够捕风捉影之处。原因有二:
  其一,刘、关、张三人间关系的亲密确实是非同一般的。《三国志》对此有多处记载:“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飞兄事关羽”;等等。
  其二,“结为异姓兄弟”的历史记载确实始于当时(东汉末及三国期间)。还是《三国志》,说马超曾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裴松之注中又说,马良曾与诸葛亮结为异姓兄弟。
  据正史记载,结拜为兄弟的做法最初确是源于三国乱世中的将士之间。并且说起来,它可算是中国传统之中最富灵感的一类组织样式。
  我们都知道,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法律素有保护家族主义和阶级的传统。而家族制不仅有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亦有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凌驾于家庭之上,但所有的组织都没有使家庭解散,而所有的组织的可靠性都远逊于家庭。因此,先民在思考如何合作,如何组织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他们就会从当时最为合法的制度上进行制度创新、汲取现成的、最为实用的经验。
  而比之家族创业,“桃园结义”还具有两个显著的优点:第一是创业团队组成的多元性,第二是创业成员的可选择性。因为多元,这就可以在责、权、利的划分及内部管理上,更会多几分理性和约束;因为可选择,创业者的个人能力、素质等方面就少了些局限。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结义打破了家族制的封闭躯壳,建立了与外人共享利益的创业机制。
  根据制度经济学,越是能够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就越具有生命力。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义”中所体现出来的友情(义气)、忍让、谦和、默契及凝聚力,有利于他们减少创业过程中为降低交易费用所付出的“组织费用”和“制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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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08-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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