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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农民的选择和创造终于获得尊重，或者说政策终于顺应了农民。”
农民工是不能不回家的人 《小康》：中国的春运与民工潮这一中国特色紧紧联系在一起，农民工回家尤其难，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赵树凯：在春运中，民工的问题要特别给予关注。农民工是不能不回家的人。所以要解决农民工正常融入社会、在城市定居的渠道。我们现在这些渠道开通得不够好。比如户口改革的步伐没跟上、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孩子上不起城里的学校等等。 农民迁徙流动的30年，也是农民工政策变迁进步的30年。虽然目前的政策导向已经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是从相应的制度建设上讲，政策导向变化需要一整套能够运转的制度支撑，现在我明显感觉到这套制度不够，甚至没有发育起来。 《小康》：农民工潮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和人口迁徙中的独特现象，也是很多农民工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从1978年至今，农民迁徙流动的三十年间政府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赵树凯：应该说我们的政策经历了很大变化。大致上，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虽然民工潮在持续涌动，但是，政府对于这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并没有给予特别关注，更没有政策积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几年，由于民工潮规模急剧增长，政府开始制定相应政策应对，但主要表现在缓解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压力等方面，或者说是从社会秩序角度的，还不是就业角度的； 进入90年代中后期，城市面临农民进城、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的严峻形势。这个时候，关于农民工的政府管理，就业成为主要视角。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于农民工管理在政策上走上了歧途，主要表现在，这些政策坚持了城乡分割、歧视农民的思路。 从1993年到2003年整整十年，政策的主导思想都是农民有权流动，但是应该按照我规定的方式流动，如劳动部曾经出台对外来务工者的外来工审批、流动就业证制度，当地政府对农民工限制工种、变相收费，甚至制定严厉的收容遣送制度等。 《小康》：那么2003年后政府政策的转折是如何体现的？ 赵树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是标志着农民工政策导向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性文件。与之相联系的背景是，这一年新一届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惠及三农的政策措施，同时这一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这份文件标志着新阶段政府看待农民工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发生了转变。政府不再是从保护城市人特权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说为了城市人的需要来管理农民工；不再从某种既定秩序破坏者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说是为了所谓社会秩序的需要来管理农民工。而是从农民权利的角度，从农民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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