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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政治中心起源于北方中原地区，而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角逐，也使得政治中心成为“风暴中心”。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南北对峙的历史，如三国晚期晋与吴的对峙，“五胡乱华”时期的南北朝对峙。有人研究南北土壤所能出产的粮食总量，认为双方只有将分界线置于淮河一带，才能保障彼此的财政收入大致对等，因而形成长期对峙。这个说法完全建立在对自然条件的分析之上，却忽视了不同的经济制度——即财力汲取模式的影响。
传统的政治中心起源于北方中原地区，而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角逐，也使得政治中心成为“风暴中心”；国家产权的不稳定性，更促使这片地区成为社会重组最激烈的地方。无数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在政治中心地带的破坏力是有目共睹的。长安与洛阳，就是传统的政治中心，在东汉末年及西晋末年，多次遭到毁灭性的洗劫。在长期的动荡历史中，这些政治中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其一，是这些政治中心无法转为长期稳定的经济中心。
其二，是政治的风险容易转化为财产所有权的风险。无论是通过合法手段致富，还是依靠权力垄断、兼并土地，私有财产基本上是得不到法律保障的。一次小小的权力斗争，就可以导致几个家族财产所有权的更替。
其三，是剧烈的动荡为下一次经济治理提供了便利。政治领袖较少地承担触犯利益集团的风险——动荡中，利益集团或是被铲除，或是往远离政治有效管理的区域迁徙。
在早期帝国，空旷的南方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甚至到今天，浙江、福建、广东等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古代宗族的痕迹。这些从北方迁徙过来的世家、固然逐渐失去政治特权，但也摆脱了权力风险中心的干预，并依照宗族所有制的方式对资源、财力进行相对平均、符合传统礼制的分配。
综观南方的经济治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裂时代建立在南方的政权，与本土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比较频繁，但由于这些南方政权大多都是因为北方局势恶化而南迁的组织，如东晋，如南宋，本身的威权就受到质疑，因而对剧烈的社会重组也有心无力；第二阶段，大帝国时代（如明清时代）的南方经济模式，往往因为远离政治中心，从而受到权力垄断的影响较少：当拥有特权的世家沦为普通的宗族以后，他们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子息繁衍带来的人丁兴旺，以及对政治治理的配合，如参与科举、配合官府缴粮纳税等。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在早期帝国（隋唐以前），由于政治中心地区战乱频仍，社会重组比较彻底，迅速崛起新的垄断政权，恢复了有效的财政汲取体制；而由于世家、地方豪门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导致建立在南方的政权软弱，无法保证与北方政权抗衡的财力汲取速度：孙权的事业中就有类似的痕迹，他虽然在赤壁之战中成功遏制了曹操势力的南下，但后来他企图北上，却屡屡遭到失败。东晋、南朝时代都有过几次虎头蛇尾的北伐，多少与其经济治理模式有关。
两者对比，多少印证自由经济与威权国家干预经济的区别：前者是分散的、向下的，但将治理不当的风险转化为一个个微观个体；后者是集中垄断型的，在治理系统发生病变之前至少是高效的——但王朝周期循环的事实告诉我们：威权政府体系下，治理系统必然要发生病变；因此，累积的风险，将归诸于上，终将导致整体崩溃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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