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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认为，中国的文化经典在于折服人的心灵，自己做的只是唤醒大家对经典的关注。其结果是，她在大众层面掀起了经典热。
严格说来，传统经典的热潮并非自于丹始。以《论语》而论，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此前都曾经风靡一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无论在销量还是影响都很大。而《孙子兵法》、《老子》、《庄子》等传统文化经典自80年代起就开始升温，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媒介的普及，电视以无可争议的便捷和广泛性拥有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它以声音和图象的双重同步传递，使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相形见绌。因为有了这样的威力，于丹之前的传统典籍研究者和传播者都显得暗然失色，尽管他们有的已经浸淫其中已有多年。但是，传统经典从慢热到升温到火热，其经历颇让人玩味。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遭到空前破坏，出现断层。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的典籍的出版逐步增多。与此同时，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也开始引进出版。从90年代至今，杜维明、成中英等海外新儒家频频造访内地，与内地逐步复兴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互为推动。
而在大众层面，信仰和道德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精神家园的迷失。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表达，但仍属精英话语，与大众有一定隔膜。因此，引发公众趣味，同时提供信仰的代用品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传统文化典籍的身上，而这些典籍的研究者、传播者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向公众提供正确或谬误的训诂、注疏和讲解，让那些沉睡的古人复活，刻印在简帛上的文字重获生机。由于这些文字和蕴含其中的思想与国人有着先天性的亲近，因此迅速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和回应：被张中行批评的南怀瑾著作《论语别裁》，尽管其中多有臆测和“六经注我”的随意甚至错讹，但仍然获得了广泛的拥戴。及至张中行的批评见诸公众之后，不少南大师的拥趸在网上不辨青红皂白对张中行口诛笔伐。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联合发起了《甲申文化宣言》，主旨即为弘扬中华文化。其后，传统文化热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学术界，各种有关儒学的国际会议不绝如缕；在社会上，不少地方的学校开始“读经”。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设立了国学班，将国学融入企业管理，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更是引发了各方关注。在出版界，冠以“中国式管理”或以此为出发点的图书不下百种。而各种国学培训班也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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