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各成员国的高官们合影。前排左四为作
台湾参与APEC有规定
今年6月22日，陈水扁对韩国一位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官说，他愿以“中华台北”领导人身份出席APEC今年在韩国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国际社会的嘲笑和有关国家的反对。
美国当天即予否定和拒绝，说台湾当局由什么人出席APEC峰会，
多年来已得到“有效处理”，希望仍然是“适当的”高层人士参加。接着今年的东道主韩国也断然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尽管台湾当局不甘心，不断干扰和破坏APEC峰会工作，但对台湾“地区经济地位”，APEC从一开始即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1991年，台湾和香港被允许与中国大陆同时加入APEC时，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其序言开宗明义，清楚地表明，注意到我国“关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区分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立场”，并在此前提下达成协议。
协议明确规定，台湾方面的“称谓”只能是“中国台北”；它只能派有关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级人员出席会议，它的所谓“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副总统”、“总统”不得与会。台湾当局所谓“平等参与”活动的权利和义务，都必须受此约束。这是APEC所有成员都同意和遵循的法律文件和规定。
APEC峰会的“西雅图模式”
1993年6月，美国建议召开第一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因为是“第一次”，而且规格高于过去的部长级年会，很快就面临一个如何解决台湾方面与会人员和级别的问题。美国方面非常明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当时是中国APEC官员，在6月西雅图高官会期间，美国高官桑德拉女士紧急约会我，并向我表示，美方将努力解决好台方与会问题；台方与会者只能是与经济有关的人员。9月中旬，美国又派助理国务卿帮办唐穆生专程来北京磋商。9月18日晚，刘华秋副部长宴请唐穆生和芮效俭（美驻华大使），唐穆生表示，美方一定按“谅解备忘录”办事，将只邀请台方与经济有关的部长级人士与会。
次日，芮效俭就台方与会问题作了5点正式口头声明，表示美方将以与APEC有关谅解和惯例相一致的负责态度，履行它的职责，并将根据有关只有一个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一贯立场行事；台方将派经济部长与会；会议的安排将尊重主权国家代表和地区经济代表的区别。
作者应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邀请，于1996年9月到斯国度假访问。图为总统与作者（右一）
在当月的夏威夷高官会上，为了落实美国方面的5点口头保证，我们同美国高官桑德拉女士、克林顿总统特别经济事务助理福弗（Robert
Fauver）、助理国务卿洛德（Winston
Lord）先后进行了六次磋商，促使美方认真落实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区别。美方表示，美国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根据APEC的有关“谅解备忘录”和“一个中国”的政策尽力安排好，不使问题复杂化。至此，“西雅图模式”已开始形成。
后来，台方派肖万长出席，克林顿总统在会前晚宴上介绍与会代表时，非常清楚地一字一句说，这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江泽民主席”，那位是“中国台北经建委主任肖万长先生”。
“西雅图模式”的重要意义是，在领导人会议的实践中，进一步把台湾定位在“地区经济”上。“谅解备忘录”得到了全面的维护和遵守。
台湾当局另有所谋
1994年的APEC会议由印尼做东道主。从一开始，印尼方面就明确向我表示，印尼将按“西雅图模式”办事。
1995年，日本做东APEC，台方与会问题稍稍复杂了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台方在茂物会议后不久，委任其“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兼任“经建委主任”，企图以此来突破“西雅图模式”，使其出席大阪会议的代表升级。但我方严正表态，即使徐只以“经建委主任”身份参加也不行，因为他的实际身份是“行政院副院长”。经过与日本方面数次磋商，在这次会议上，台方只好改派有名的企业家辜振甫与会。考虑到辜在被委任为“经建委委员”后，其总统府资政身份已不复存在，我未持异议。
此后，一位同志开玩笑说，“李登辉先生没戏唱了!”其实不然。“麻烦制造者”总是要设法制造麻烦。李登辉企图通过APEC“拓展外交空间”，制造“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和“两个中国”的一系列表演，正是其台独思想的一种反映。如今，陈水扁比之李登辉的妄想更甚。
陈水扁一上台就想挤进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当年正是中国做东道主。他无理要求出席上海会议，未能得逞。他恼羞成怒，决定不派人与会。台湾媒体后来批评说，他自行孤立，吃了大亏。这几年，他每年都要闹腾一番，也都以失败告终。
台湾当局明知不能按其所愿进APEC，却一意孤行，并非其无知，而是另有所谋。是追求“对等的政治实体”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作者系前中国驻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大使，中国前APEC高官，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外交笔会会员）
《小康》2005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