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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诗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先生为了让秦国老百姓知道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领导，特意下令，只要有人将一块大木头搬到南门去，就奖他10金（开始大家不信有这等好事，于是奖励就涨到了50金），他也确实兑现了承诺，令秦民景风而从。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商鞅先生的动机在于“驱民”，这就使他的信用大打了折扣。这信用只是统治者的工具，而统治者自己是决不准备恪守信用的，所以商鞅先生自己最终也落个五马分尸的下场。 专制皇权两千余年，汉高祖刘邦与秦中父老“约法三章”，堪称古代中国君民共治共信最出色的一幕，基本上做到了表里如一，所以刘邦成功了；但他的子孙背弃了他的思路，于是汉朝随之也就衰落并结束了。 当今商业社会，契约优先，信用至上。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契约社会，人际交往和市场交易必须建立在共同遵守契约的基础之上；为此，更需要信用为之铺垫和支撑。一个具有高度信用的社会是生活成本低廉的社会，而不讲信用势必导致生活和交易的成本最大化。由于中国独特的信用文化传统，加之现实的种种困局，我们深感今天的社会太缺乏契约和规则的意识，太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缺乏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导致社会普遍失信的一个思维惯性就是，人们往往为自己的不讲信用寻找理由：守信是迂腐的表现，谁守信用谁吃亏；而善于投机、精通诈术者永远占便宜。所以，为人之道不是言行一致，不是“言必信、行必果”，而首先是要学会“权变”，奉行“实用主义”，可以对人讲信用，自己却千万别让信用缠住了手脚。 一个人作这样的取舍尚属小事，一个民族若是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这个民族就不会有希望。所以有经济学家分析“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个命题时，首先将其根源归之于政府及大众的种种失信行为与品行。 尾生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游戏规则，而刘邦的“约法三章”则表明“守夜者”与公众可以达成某种理想状态的默契。 生活中许多事情可以变通、需要变通，但有一种契约不容颠覆，即涉及一个人立身之本、一个国家立国之本的信用之道，其精髓不容违背和阉割。这是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当下我们所说的“信用小康”的基本标准。 
《小康》2005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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