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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日本教育体系的崩溃和日本盲目引进美国教育制度，而又没有相应的教育传统相支撑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导致学生大量逃学、学校暴力事件屡禁不止，老师看到学生敢怒不敢言的严重局面。如何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需要一次深入的反思和探索，这需要学人和政府的两方努力，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朱大可： 为了18.5元的生活津贴 1974年，朱大可从上海市第二中学毕业，毕业后先进了一家技校，两年后正式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在工厂里造照相机。各道工序看起来需要耐心细致，其实也是挥汗如雨的体力活。对于当时还比较瘦弱的朱大可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每一天的大体力劳动都会让他在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产生一种近乎虚脱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这四年多的时间真是不堪回首，所以当恢复高考的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他也心动了，毕竟，在当时来说，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手段。 从工人老大哥身上学到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不是一点用没有，从下定决心考大学的那一刻起，他蒙头苦干，虽然文革时期中学的教育非常可疑，基本上没有从课堂里学到什么知识，但他还是依靠“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一些文科的教科书整本书都背了下来，仅复习了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具备了考大学的实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朱大可只能选择“偏科”这种“投机取巧”的战略战术。他的文科成绩鹤立鸡群，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都在全市考生中名列前茅，但也有两门功课的成绩并不太好看。一门是数学，钱钟书当年考15分，现在朱大可考了2分，也算是一次隔世的回响。另一门则是英语，由于当时英语的20分不过是参考成绩，朱大可知己知彼，索性放弃，为自己赢得了高考复习的主动。总之，这种“舍车保帅”的战略战术效果很好，高考的总成绩非常理想，他的分数已经到了复旦大学的重点本科线。这时，摆在他面前的又一个难题是当时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状况。文革刚刚结束，家里一贫如洗，上师范类大学可以享受每月18.5元的生活补贴，上复旦这样的普通高校就一分没有。在当时普通职员的工资不过每月30多元的背景下，这笔钱无异于一笔巨款，这意味着他可以靠这笔钱解决每个月的生活费用，可以不拖家里人的后腿，靠政府解决后顾之忧，其意义十分重大。所以他毅然决定放弃复旦大学，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 朱大可是个幸运儿，与成功脱离苦海的朱大可相比，还有一批人则命运多舛，有一位朱大可在工厂里的工友，父亲在上海科教办工作，其复习迎考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在平时，他的成绩似乎还要比朱大可们要好上一些，只可惜运气欠佳，连考9年都是金榜无名，最后郁郁不得志。 尽管对现行的高考制度有诸多不满和批评，但谈及20多年前的那场为了理想的“殊死一战”，这位铁血的批评家似乎也有很多留恋，毕竟，他们这一代人都吃过很多苦，知道他们获得的是什么，要珍惜的又是什么，这段历史，对于当下的青年人来说，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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