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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中国人似乎都有一个高考梦，它们也许已经定格在时光的某一个点上，也许还在路上，在我们努力奋斗的未来呈现出诱人的前景。不过，由于承载着太多家人的期许和个人的梦想，有时它又会变得不堪重负。 试问，我们沉重的肉身，何时才能真正享受知识的乐趣，将考试变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抛弃那附着在它身上太多功利性的意图？ 这一定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随着改革的深入，高考这一制度一定会越来越凸显出它知识裁判者的角色身份，从谋职的前哨阵地中脱身而出，恢复它自身独特的价值。 许纪霖： 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并不是好的制度 在考大学之前，许纪霖在南汇的东海农场下乡三年。在这里的知识青年不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致，却多了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劳和困苦。单田芳在东北一边种田一边给自己讲评书，许纪霖则在白天繁重的农活之余，抽出晚上的休息时间来复习迎考，其中的甘苦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感受和领悟得到。 如果我们不去人云亦云，而是仔细来分析一下恢复高考的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77年恢复的高考政策出台得有点突然。把文革十年建立起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完全颠覆了。 文革结束初期，当时主持教育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高瞻远瞩，做出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后人关注的。经过恢复高考，大中小学的课程、课本和教材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统一，实际上将当时无政府状态的全国教育界重新集权化，而且教育的权力重新交给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学术权威和普通人民教师。这不仅对于学生翻身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摆脱阶级斗争观念的陈旧束缚，走上一条相对独立之路来说也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大事情。 由于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招生，许纪霖说当时的报考和招生比例是“100:4”，其竞争强度大概较之现在某些热门高校的研究生考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复课闹革命”时期的中学教育先天不足，但许纪霖还是不负众望，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这得归功于他在文革中没有丧失对于知识的判断力，即使在下乡时期也没有放弃学业的先见之明。 黄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换来了高考的录取通知书。班主任“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拿到成绩单后，直接交到考生的手中，没有考上的，予以安慰，考上了的，多的也是精神上的鼓励。这时的许纪霖，喜悦夹杂着自豪和骄傲，就像在心中打翻了各种调味瓶，苦辣酸甜咸，各种滋味都涌上心头。 尽管也是蒙受高考的恩惠，但近年来，许纪霖却频频撰文批评现行的高考制度，认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并不是好的制度。确实，实行应试教育制造了一批高分低能的所谓“天之骄子”；统一命题和统一招生，也使高校的自主权形同虚设。但许纪霖所推崇的美国模式真的能“拯救”中国高考中的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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