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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政治和改革缺乏热情、不“感冒”，或许都不用什么数据来证明，在日常生活中就可直接感受到此类普遍的心理氛围，而这将使得改革失去前行的冲动。因此有关学者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切切实实地落实包括参与国家管理在内的公民权利。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人们自然会逐渐明白自身政治利益所在，从而生发应有的政治热情。 由于缺乏足够的利益驱动，目前，人们开始对政治和改革缺乏热情，甚至在许多地方，选民对选举人大代表已表现出冷漠，且成弥漫之势。与此同时，各地招考国家公务员则纷纷爆棚，因为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各层次人才向行政机关回流。或是“政治冷漠”，或是畸型的热情，中国公众从政心理的种种异化现象，令有识之士担心这一政治生活的痼疾将阻碍中国的改革进程。 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对政治和改革出现上述不健康心态决非吉兆，公众从政心理亟需引导。 公众从政心态的异化 中国人民大学曾经在北京做过抽样调查，发现被访者中表示关心政治的人较10多年前大幅下降了21.4％。分析特别指出，北京高校学生一向以政治热情和政治敏感而著称，但这次的调查却显示，现在他们也被归入政治冷漠的一群。北京可以说是全国最关心政治的城市了，其他城市、农村可以想见。 不久前，一些报章也刊文指出：目前在许多地方，选民对选举人大代表“或抱应付的态度，投票时随心所欲；或怀游戏心理，甚至进行恶作剧；或者随大流，有的还乐于接受他人的包办代替；或者对贿选等违法现象熟视无睹。”其实，类似的现象已在社会上长久存在。 不可否认，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分层发生重大变化，也使公众的心态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价值取向走向多元。比如文革中那种人为的政治狂热和强迫性的过度政治参与现在已被人们所拒斥。随着市场经济打破依附关系，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文化受到猛烈荡涤，“做官”和“升官”不再被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惟一途径，人们开始由“重权”的“官本位”转向“重钱”和“重技术”等多向选择。 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存体制决定，行权者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政治权威和影响力，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成为具有调控权力或组织资源的人，拥有获取更多发展机会的能力，更易于实现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并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因此，许多人的“官瘾”仍很大，“官念”仍很强，更不要说那些依靠官商勾结而获高额灰色收入的人群。 专家说，公众从政的不健康心理或者冷漠，其背后是对现实政治责任感的弱化，对改革缺乏热情，而这并不意味着现存改革成果的保持，而是恰恰相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曾因改革长期停滞不前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对政府统治来说，政治冷漠不但会带来政治道德滑坡，还暗示着人们一种潜在的离心倾向、不信任感的加剧。对政府的权威、政策执行，甚至政府的合法性本身，都提出了挑战，而当下包括腐败、政府低效、司法不公等在内的社会问题，也将难以解决。 更深层的原因 当前面临的公众从政心态的异化，其实有着更深层和更复杂的因素。学者唐昊今年7月在《中国改革》上撰文说，从社会层面看，和参加经济活动一样，人们参加政治活动也是为了本人或其所代表阶层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缺乏这种利益上的共识，深刻而持久的政治热情无从发生。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从政心态的冷漠、异化则有着一系列体制性原因—— 首先，迟迟不能提出一个总体的发展目标，使政治改革、政治情绪失去了方向感。政治改革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提法外，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目标，使人们无所适从。 消极、保守的心态实际上是源于一种对前途认识不清的迷惑。如果改革目标清晰、改革者态度明确，则改革进程就会避免出现失重的状态，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才能有一个立足点。 其次，权力专断造成的政府和民众、上层和基层之间的鸿沟，是现实的体制原因。《中国人大》副主编汪铁民今年5月曾提到，造成人大选举过程中的政治冷漠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选举制度设计不尽合理，存在着缺少竞争机制这一致命的“硬伤”，使选民缺乏对选举的认同感。按人大代表们自己的说法：“我投谁的票对选举根本没什么影响，最后谁当选，还不是由上面定？” 第三，公民政治权利不落实和参政渠道不畅通也极大地挫伤了人民参政的热情。近年来对农民“集体上访”的粗暴禁止甚至打击报复的相关报道屡见不鲜，人大代表因维护人民利益而被迫害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正常而迫切的参政诉求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持。正是先有了某些政府部门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漠视，而后才有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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