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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小康》
  栏目:社会
三峡移民:做“新上海人”的阵痛

★文 /杨景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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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移民接收地来说,并非将类似三峡移民这样的外来社群安顿了就可以了,他们是否能融入当地社群,是否能找到发展契机——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考虑可以放得更长远一些。

  随着郭家村移民迁入江西浮梁县,三峡移民外迁工作宣告结束。而这9.6万移民也会陆续融入安置地,成为“新江西人”、“新广东人”、“新上海人”……不过,由于安置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各有差异,当地政府往往要绞尽脑汁,为移民提供各种政策优惠,尽力使离乡背井的三峡移民尽快熟悉新的环境,融入当地社会。

  香港大学何雪松博士把有关的政府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移民刚来之时,政府主要提供导向性的服务,为移民住房、生产等提供安置;其次,政府要对移民进行职业等的培训;最后是危机处理,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各种矛盾,政府需要有效应对以防矛盾激化。

  “政府很多时候不知道还要为移民做什么,因为从表面看,似乎已经做得很好了。”何雪松说。

  何雪松博士提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比如上海崇明县的三峡移民安置工作,一直受到政府和各方赞赏,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样板”地区,也面临着如何引导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严重考验。

  移民不再是“重点”

  崇明接纳的第一批三峡移民(149户、641人)来自重庆云阳,至今已是第三个年头。此后,崇明还安置了两批三峡移民,安置人数达1515人。“移民现在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得很稳定。”崇明县三峡移民办公室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表示。

  在移民办提供的一份《三峡移民具体安置办法》中,崇明县政府制定的各项详细的优惠待遇被一一列出,具体包括住房、就业、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等各方面内容。县移民办官员说,在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这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及帮扶措施已落实到位,首批移民的生产生活也很快稳定下来。

  “都是二层的‘花园别墅’小洋房,他们在老家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移民做生意都交很少的税,政府对他们太好了。”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政府给予移民的优惠政策羡慕不已。

  不过移民们似乎另有苦衷。一位家住崇明建设镇的首批移民告诉记者,当时政府给的房子是550元一平米,家里6口人住150平米。除去政府补贴,他把积蓄和老家的动迁款全交了还有2万元的缺口,这个就要用银行贷款来支付。而他现在月收入1000元,开销却比老家大很多,贷款何时能还清,还是个问题。

  在崇明县政府所在地城桥镇,有一家比较大的菜市场,据市场管理员介绍,这里有10多个来自周围村镇的移民在经营肉类生意。“你不可能找到更多移民聚集的地方,他们都很分散的,如果聚集起来要跟本地人闹事打架的。”他说。

  本地人对移民的印象似乎并不好。这一是出于对政府给予移民多项优惠的嫉妒,一是本地人认为移民借着政府“安抚”的政策,做出一些让本地人不满的事。崇明一家超市的经理抱怨:有些移民乱设摊、开黑车、甚至一直拒交水电费,还有出现一些移民打架斗殴的事件,而且这些却没有人管理。

  崇明县政府一位官员肯定了超市经理的说法。“一些移民的不良行为损害了移民的整体形象。”他说,部分移民有“特殊公民思想”,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稍不如意就找政府闹事,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这位官员认为,对这一现象,政府还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去管理,因为移民现在已不是工作的重点。而且由于涉及移民生活来源,政府也不容易管。“如果在过多方面限制了移民的自由,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就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当地《崇明报》一位记者私下表示,出现这些情况不奇怪,移民的一些放任行为是因为政府要“安抚”,“安抚”就要温柔;而对于本地人与移民间的矛盾或歧视等问题,政府觉得不是主要的问题,只要不出乱子就可以。

  由于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本地人的抱怨实际上已被移民看作“歧视”。有移民说,他来崇明3年从没有进过上海市区,也不记得有人组织介绍上海情况的活动,对“新上海人”这个概念无从谈起。

  与政府联系脱节

  上海大学曾经对第一批崇明移民作过调查,发现移民在迁入之后,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这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巨大压力。

  除了住房问题和难以承受的物价而外,这些困难和障碍还包括:语言障碍;难寻致富门路;教育问题;等等。例如由于语言不通,沟通困难,移民们在应聘工作时,往往处于不利的境地。尽管有政府有关部门牵线搭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工单位有自主权,政府也不能强求。

  据崇明县移民办官员介绍,搬迁半年后,首批移民中有1/3在外经商务工,1/3经营种植业和养殖业,这批人已基本稳定。但仍有l/3的移民还没有稳定下来,其中主要是中老年移民。还有部分移民对外迁后将要面临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或是对外迁后生产、生活的改善期望值过高,以为一旦搬迁,很快就能脱贫致富,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他们便感到失望。

  “我来了这里三年,感觉还是不能融合。”王民祥说。王是首批云阳移民,现在崇明从事卡车货运。

  “为什么不去找政府部门帮忙?”

  “我对政府不了解,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联系,除了刚来时候见过镇里一些带我们去新房子的同志。”王曾经打过一次村组的办公电话,想咨询一下医疗问题,但电话那头的态度不太好,以后便没有再打过。

  建立移民与政府联系纽带的任务是落在每个村组的头上。但据建设镇的一位村委干部说,这些安抚移民的部门都是临时组建的,因为村里的移民不多,所以在移民安置好之后,也没有通过什么程序,就自行解散了。

  看来,确实存在政府和移民联系脱节的现象。另据记者了解,不少移民本身在老家就对政府部门有些抵触,这种情绪一直带到了新居地。他们也曾经尝试接触有关政府部门,但因为某些或自身或政府的偶然的失误,就失去了尝试的勇气。

  此外,很多移民还认为,大家是一起从山里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一旦有困难,自然首先会想到去找老乡,而不是政府。而且,他们害怕自己的事情反映出来却得不到政府的重视。

  其实,崇明所谓的“本地人”几乎都是移民,最近的知青移民距今不过30年。并且,崇明还品尝到了三峡移民带来的发展机遇。当地居民普遍表示,崇明的基础设施比4年前有了很大改变,一些对移民的政策优惠同时也惠及了本地人。因此,近年接纳的这1500多位三峡移民,相对于有65万人口、无数次移民史的崇明而言,只不过是个小case。

  不过,移民们毕竟离开了原本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网络,一切从头开始,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自然不少,而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却没有做到位,这在移民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何雪松博士提醒说,政府如果不去管移民的这些琐事,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那可能就无法收拾了。

  崇明岛移民小史

  据上海市县志办公室提供的《崇明县志·人口卷》中叙述,同上海市一样,崇明岛的原住居民大多为移民。

  公元618-626年(唐武德年间),东、西两沙露出水面,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渐有渔民、樵夫登沙谋生,这便是第一批“崇明人”。

  1025年(宋天圣三年),新涨一沙,1101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两次各有移民登岛。

  自明末清初各沙涨连成片,俟岛初成,又不断有居民外入,户口显著上升。而到了解放后,1963年起,每年有人从市区迁来崇明市属国营农场。

  1968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来崇参加农场建设和插队落户。1979年后,农场知识青年陆续回沪,人口有所下降。


《小康》2004年第10期


 
编辑:相遇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0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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