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阮成发接任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时，面对的是一个饱受震荡、千疮百孔的襄樊——原市委书记孙楚寅卖官案牵出74个领导干部，其中包括襄樊当地30多个市直、县市“一把手”，11位厅级干部，基层机关亦出现大面积“溃烂”，令政府形象严重受损。
湖北省省委把阮从省政府秘书长位置上调至襄樊“救场”，给他的任务就是，一方面需要大力整肃当地腐败之风，重建干部队伍，填补因“孙案”造成的人事真空；另一方面则必须扭转腐败丑闻给襄樊造成的被动局面，修复受损的政府形象。
毕竟，襄樊是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市。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阮的襄樊之行，带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一年后，襄樊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因为大力推行“公推公选”正县级“一把手”，襄樊成为了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明星。
因干部问题成为丑闻焦点，又因干部问题成为改革明星。如此奇特的“襄樊现象”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孙楚寅时代”的“公选”
2004年5月中旬，鉴于老河口市市长和樊城区区长职位已经空缺，襄樊市决定，面向省直单位和襄樊全市公开选拔上述这两个正县级职位的推荐人选。当月24日，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处处长施李国和湖北枣阳市委副书记杨述明，在322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市长和区长职位。
这已是襄樊市第三次“公推公选”市（县）区行政“一把手”。第一次是在2003年的12月，襄樊市在423名报考者中，选中了市交通局、农业局、旅游局和粮食局的局长；第二次是在今年4月，包括市经委、卫生局、教育局在内的7个市直单位“一把手”也公选产生。
加上老河口市长和樊城区区长这两个职位，至今为止，襄樊市一共“公推公选”了13个正县级“一把手”。目前，“公推公选”已广泛地被认为是襄樊市重建官场生态的重要举措。
其实，“公选”干部这种做法，早在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主政时就曾试验过。但襄樊当地官员的评价是，“孙楚寅时代”的干部“公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孙排斥异己，提拔自己人的一种手段。
2000年，孙当政期间，襄樊市拿出17个副县级岗位进行公选，这些岗位包括襄樊所辖各县（市）党政机关的副职。
当时的“公选”被称为“双推双选”，即参加者可以由组织推荐，也可自荐。知情人介绍，“双推双选”的整个过程几乎全部由襄樊市委组织部门内部掌握，“基本上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进行。”
惟一的“公开”，是参加者报名后，组织部门贴出了16开纸大小的告示，公布获得推荐的人选。在这之后，一切考试和考核都“秘密”进行。
那次“双推双选”的结果至今为人所诟病。知情人透露，孙倒台后，当年当选者中至少有四人被查出有问题。其中的柳更生是一个“典型”。
2001年3月，柳以襄樊市“双推双选”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谷城县副县长。然而，柳上任不足百天，即因涉嫌受贿被检察院逮捕。经查，柳此前在老河口市担任镇党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并与黑社会勾结，谋取不义之财。
因为孙楚寅曾在老河口市担任过市委书记，所以襄樊官场私下相传，普遍认为柳之所以能借“双推双选”被提拔，很大程度上与他曾在孙手下工作过有关。
由于孙案的细节尚未全部公布，我们无法获取直接证据，证明孙在柳提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孙利用权力培植势力，打击异己，在襄樊却是公认的事实。
经媒体广泛报道的“刘有庆事件”亦是证明。作为谷城县委书记，1994年，刘因连续三次超标购买轿车，被《人民日报》等媒体曝光。其时正值襄樊市政府换届，刘因此被取消了副市长候选人资格。
然而，1996年底，刘有庆被任命为襄樊市委副秘书长。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市委书记孙楚寅。知情者称，孙在任老河口市委书记时，与主政谷城的刘有庆私交甚笃。之后，刘相继担任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厅）、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路高升，一路敛财，最终东窗事发，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相反，对于不是自己的嫡系，孙则尽力打压。
原宝康县委书记汪某，被当地人普遍评价为襄樊难得的好官。1998年，汪因业绩突出调任襄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9年底，襄樊市委常委换届，需要增补3个常委。全委会投票选出5名推举人选，汪某名列其中，票数排在中等，成为上级的考核对象。
这就意味着如果严格按照程序，汪某很有可能成为3个常委之一，而孙楚寅有意提携的人如果要进常委会，自然，汪某成了一大障碍。
之后，孙亲自找汪谈话，向其摊牌：“常委人选不能考虑你。”孙希望汪能够主动退出，但汪没有顺从。
孙见状十分恼怒，派人去宝康县查汪某的问题，但未获得任何“成果”。在上级考核过程中，孙最终以“尚未查清的经济问题”为由将汪从考核名单中“消号”。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孙有意提携的某人因基本条件不符要求（正县级未满两年），未通过上级考核。
汪随后也遭到了撤职的处分，直到2004年才恢复副县级待遇，但此时汪已年过5旬，过了提拔的黄金期，“廉颇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