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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从政走男性化道路这一点是在整个世界存在的。这是因为女性自身对自己的不自信，没有先例的参考，也无法自己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如果她们拥有了权力，她们还是会按照男人的方式处理运用这些权力。而这样，社会对拥有权利的女性，就要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是通过女人的手而传到西方去的。 第一份中国的文化资料是在希腊罗马文化里的维吉尔（古罗马诗人）的诗里，他在田园诗里模糊地写到村民们穿着的无与伦比的服装。在《诗经》的早期诗篇中很清楚地描写了纺织品的制作是属于女性的行业。蚕丝业生丝生产的漫长历史可能起源于河南地区的早期母权制社会。 在中国，女性在神话中的地位是从女娲这个人物传下来的，她被描写为一条蛇，一种生活在地面和地里的动物，传说中她用泥土制作了男人，她是宇宙中“地球母亲”的原型。 1976年在河南发现了夏商朝代的墓穴后，关于历史上中国女人的事件变得更加令人惊讶了。这个墓据说是一个女子的配偶埋葬在那里，令人信服的对于卜骨的发掘记录和司马迁的著作表明了这个非凡的女人曾经是一个庞大军队的首领，她经常获胜，并且掌握了孔子以后时代的女人根本就不知道的权力。从最近的资料看，在对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对现代和古代中国妇女的研究是一个热门的学科。 在许多关于女权主义研究的重要著作中有一本是朱莉亚·克里斯特娃写的《中国妇女》，其中详细地阐述了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中的表现。 王家卫的影片《花样年华》重新展现了中国妇女过去的形象，她们听西方音乐，吃西餐，多少有点冷漠，带有一点异国情调的忧伤。 任何旅游者到中国来，特别是到广东和上海，会注意到新的一代女性出现了，她们不同于过去在宣传中所说的那种传统形象，而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形象。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中国女人穿上了新潮的服装，特别是杨紫琼在一部“007詹姆斯·邦德”的影片中出演一个角色后，这种服装更流行起来了。过去在一部美国的影片中出现过一个香港女人的形象，她是一个美丽的没有头脑的女人，这对香港女人是不公平的，而最近电影里关于香港妇女的形象和过去有很大的转变。 现在在许多发达国家里看到中国女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相反，在中国看到外国女人则不是很普遍），跨国婚姻在西方极为常见。我估计，非中国，特别是非亚洲的女人对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比中国的女人对西方的男人和女人更感兴趣。从另一方面来看，一种“亚洲偶像”的确存在，许多欧洲后裔更加被它所吸引，亚洲崇拜大半是一种审美的选择。 对于中国现代的观点，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大多是从在亚洲的美国人的观察得到的。例如谭恩美的小说《正骨师的女儿》，或通过亚洲的通俗文化，如电影《藏龙卧虎》得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察大多是和中国女性有关，但是事实上并不准确。越来越多来中国旅游的人对以上的观点产生了怀疑。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说的，就是女性更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的大使。当我学习中文时，班上会中文的华侨，大多是女孩而不是男孩，很大的原因是女孩和她们的家庭有更密切的联系，并且有一种更加深刻的需要，就是要学习和传播她们民族的文化，所以她们不辞辛苦去学习她们父母所说的语言。同样我注意到，今年中国的女孩去买时髦的旗袍时，红和黑同样被认为时尚，而这时年轻的中国男人则是去看最新式的手提电脑和进口车。 现在该回到我开始说的话题上来了，中国文化是通过女性的手传到西方的。在谭恩美《好运俱乐部》这本书里，女儿们和母亲们把她们的传统代代相传。据我所知，在这本书和后来拍成的电影里，根本就没有儿子和父亲出现。 如果说中国妇女被外国人感兴趣，那是因为各地人们都对中国本身感兴趣。正好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就是一个极其有才能的妇女，不曾有人指责她在外国男性面前表现服从和软弱，更准确地说，她是许多中国妇女（当然也包括我的妻子）的榜样，依我之见，她们，中国女人应该是“聪明、健康、独立，并且以做一个中国人为无比的骄傲”
。 世界范围内，无论中国古代还是国外历史上，女性几乎是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中国的慈禧太后，而更甚者为中国唐朝的武则天和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 武则天如同其他男性皇帝一样“娶夫纳妾”，一样苛捐杂税，如果她是个男人，那么她会很快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闪光点。而叶卡特琳娜二世则更是个权利至上的人物，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翻转男女地位。现在圣彼得堡还矗立着叶卡特琳娜二世的雕塑，上面是叶卡特琳娜二世昂首站立的姿态，而在她裙裾下坐着十几位男性辅臣，这位统治了俄国长达34年之久的女人整日忙于对外扩张。 无论是武则天还是叶卡特琳娜二世，当她们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领导者时，她们往往依旧采用男性君主统治者的方式管理社会，她们需要自己性别转换，这虽然会有可能提升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她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男性化了。 我们虽然不用深入讨论这些古代的女权主义者如何怎样，但我们要意识到，女性从政走男性化道路这一点是在整个世界存在的。这是因为女性自身对自己的不自信，没有先例的参考，也无法自己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如果她们拥有了权力，她们还是会按照男人的方式处理运用这些权力。而这样，社会对拥有权力的女性，就要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衡量。 (作者系哈佛大学希腊文、拉丁文博士，芝加哥大学东方亚洲语言和文明专业学士)
《小康》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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