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穷之道
卖官一事，历史悠久。秦始皇时，就有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的记录，大概要算卖官之滥觞了。汉代沿袭秦制，纳粟拜爵。晁错的《论贵粟疏》，被清朝人当作古文名篇选入《古文观止》。卖官，汉以后各代，史不绝书。清入关以后。虽然历朝有停止捐纳的上谕，然而持续到清朝灭亡，卖官一事并未停止，实与清朝相终始。后期5个皇帝，个个叫穷不迭，“恪守祖制”，大卖特卖。
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还比较谨慎，卖官也稍有节制，多是虚衔，官员后备军的人数还没有形成威胁。到了末世，就无限制地运用祖宗家法来解决财政的困难了。道光皇帝以守成之君自居，以节俭标榜，他在位30年，年年卖官，捐监总数达315825人，这17省的统计人数加上直隶一省京捐数字，总数就是32万。这个数字是同期进士人数的32倍，举人人数的5倍多。道光皇帝的子孙们在卖官方面并不亚于其祖，卖官市场“疲软”，就减价出售，九折、八折、七折，大甩卖，薄利多销，聊以救穷。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道员售价16400两，咸丰二年（1852年）降为9446.4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降为4732.1两，成了三折。清末还有“大八折知县”等奇怪的名目。
道光皇帝是个比较幸运者，遍及5省的白莲教起义，林清攻打宫廷的事件，让他父亲嘉庆皇帝摊止了，他把太平天国起义等重大事件留给了子孙后代，却没有躲过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因财政拮据，在卖官方面大手大脚，在位30年间，仅捐监一项，卖了银子3388万余两，直隶的京捐因材料阙如未计算在内，每年收入平均100多万两，但比起他父亲嘉庆皇帝仍略显逊色。嘉庆从五年（1800年）起开捐监生，到他撒手人世，20年间，共收入4072万余两，山西、直隶两省京捐未计入，平均每年200万两。
到咸丰皇帝时，国家财政困难重重。咸丰三年（1853年），祖宗积存已花费一空，国库仅仅剩了22万两银子，不够包围南京的江南大营一个月的军费开销。万乘之君在朝堂上竟然大放悲声，涕泗滂沱，成为清代历史上地地道道又堂堂正正哭穷的例证。在救穷的各种办法中，捐纳占了重要地位。
咸丰以后，援照祖宗先例，各种花色品种齐全。计有：
捐实官，京官自五品的郎中以下至未入流的兵马吏目，京外自四品的道员、知府到未入流的县仓大吏，成百种实职官缺均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捐虚衔，按捐实官价格减半或六成则可得同职虚衔，花一二百两银子捐个从九品的虚衔荣光一下，小康之家即可尝试一下。
捐封典，用银子给祖宗买下空头衔，显亲扬祖，孝治攸关，不限现任及候补候选人员，缴银即得。
捐出身，对没有进入科举一途获得功名的人，买官先得买个监生的出身，再加钱捐官，一度允许买举人的出身。
捐加级纪录，按照清朝制度，官员有功由吏部加级纪录。这种纪录可以抵销处分，如罚扣俸禄六个月，即可以纪录一次抵销，四次纪录可以抵销降级的处分。同时可以捐复处分，降级、革职等处分，按价捐钱，即可开复。
捐免，这是“加快费”的别名。捐官要经过投供、点卯、验看、掣签等手续，还要分发到省，排队等候。捐纳人员增加，候补侯选须按班安排次序。如按规定上足银子，这一切即可免去。谁不愿加快得官的速度？时间就是金钱！交钱还可以免去回避家人亲友等规定。一句话，钱能通“官”。
咸丰以后，把祖宗曾用过的减价卖官发挥得淋漓尽致，减价大拍卖，因而就出现了大八折知县，四折州同等待名堂。官减价出售，仕途更加拥挤。
卖官的倒爷
官职既然成了商品，卖官的二道贩子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候补侯选者成千上万，候补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又有放官债的坐收利润，放官债者叫“睹子”，此辈探听候补者的名次，以三五年有委差署事希望者为对象，贷给几百两银子、约定得到差使后由睹子担任账房师爷，利息二分，俸银200两或120两，账房收入或对半，或三七分成，或全归师爷所有。候补者倾家荡产，急需钱银度日，无不一一答应，双方签订合同，一一载明，毫不含糊，签字画押交“睹子”收存。
候补期长借贷多者，一朝上任，署中布满了“睹子”。遇到诉讼案件，收受贿赂，贪赃营私，官员受其挟制，不敢不从。如果是肥缺，此辈睹子们数月半年，就可本利到手，可以退出。缺分瘠薄，在任的借贷者恐怕到期不能清偿借款，则任其所为。还有以门丁为目标而借贷给候补者的，也立有字据，而且利息高达三分上下。一旦到任，如狼似虎，鱼肉百姓。睹子，也叫“肚子”，所谓“带肚子师爷”、“带肚子二爷”。
候补官员得到委署，立即有推荐师爷者，多则百人，少者六七十人，其中有来自上司的，盛情难却也不敢开罪，因而送给干薪者和到署任事者各居其半。荐来的家丁数以百计，留用七八十人。幕友、门丁伙食、薪俸每年要开支四五千两银子，加上孝敬上司，馈送同僚友朋，应酬往来人员，一岁所出不止千金。如果负债较多，即使上等肥缺也一时难以清偿，何况中下缺兮。
买官卖官，一种特殊商业
卖官作为救穷良方，却不能视为权钱交易，因为，持有权力者收入了银子，权并没有消失，并不像一般的商品交换，货、款在交易结束时互易其主，买方得到货失去钱，卖方得钱而失去货。但是，官职是一种具有特殊秉赋的商品，使用价值在于它是权与利的结晶体，有了官职，就可图利。运用得当，使用价值不但不会减少消失，甚至可以增长，一官到手，利源在握。这种特殊的秉赋，是任何商品无法比拟无从具备的。卖官也是一种特殊的商业，不需花费任何成本，不受劳作之苦，不用购买或租赁地皮和门面，各级衙门就是门市部，开门就能营业。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又都唯利是图，因而大利所在，双方都很踊跃，成交额很高，市场的繁荣历久不衰。
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实行“新政”，下诏限期三个月停止捐纳。一纸诏令，给各捐局上紧了发条，加快了捐纳的速度，赶在截止期前买得一顶乌纱帽。惊心动魄的争夺，官的价钱如脱缰之马，狂放不羁。到了期限之后，倒贴日月，成交数额不小，户部因此大获丰收。仅直隶一省，善后赈捐收入1200余万两。此后实官买卖时停时开，以至清朝灭亡。
金钱与官职交易，是一种特殊的交易，买卖双方都具备了双重身份，就是说，买方也具有卖方的身份，卖方也具有买方的身份。买者用钱买了官，有了将本求利的基础，就可能一本万利；卖方卖去了朝廷要求官员遵守的规矩，卖去了应该承担的义务，卖去了良心和忠诚。“千里为官只为财”，上任只去捞本就是了，别的事情找朝廷，找皇帝去，大老爷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卖方，卖掉了官职，买到了金钱，买来了财政危机的解决，买回了选拔官员的统一标准，也买回了贪污成风的吏治，这是卖方的买方身份所得到的。朝廷在出卖官职的同时，也把朝廷的尊严、官场的廉洁都折扣变卖了。
《小康》2004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