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情结” 1998年夏天,吴敬琏受当时的总理朱
基之托,对浙江的中小企业做过一次系统考察,行程1000多公里,走了绍兴、台州、温州、金华等地区,与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进行了交流。正是那次浙江之行让吴敬琏和浙江的民营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次考察后,他向当时的朱总理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写道:“这个地区的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它们所蕴涵的巨大力量和有待开发的潜力,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走向新的高涨所应当依靠的力量。”1998年,当时的国民经济刚才经过治理整顿,尚未走出低谷。 在随后的六年中,吴敬琏一直对浙江经济发展保持着最大的关注,几乎每年都要来浙江。其间,“浙江经验”经由一位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媒体的推动,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吴敬琏的“浙江情结”却因其对中国改革前途的深切关怀而愈加浓重。他曾在一本题为《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著作中引述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中国的未来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抑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这是在时时撞击吴敬琏心头的一个沉重的问题。他渴望找到答案,渴望从现实中获得启示。于是他又一遍遍地把目光投向浙江这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域。 直到2004年4月,百忙之中的他才又一次获得系统考察浙江的机会。这次的行程更远——1500公里,课题更严峻——浙江的民营经济如何实现新飞跃,浙江的市场体制如何迈上新台阶。
|